在71年前的朝鲜战争中，美军就已经有使用细菌战的前科。毛主席曾就美军发起细菌战，与周总理、朱德等领导人交换意见。
由此可见，美国是有“前科”的，中国军民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受到过迫害。那么，美军到底在朝鲜战争中如何使用细菌战来攻击中国军民的呢？
从1951年10月底至1951年12月初，志愿军发起局部反击战，收复178平方公里土地，巩固了开城地区的防御网。上甘岭战役之后，朝鲜战场上很难再见到大规模集团化作战。
1952年1月27日夜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驻守的朝鲜铁原郡阵地，发生一桩怪事。多架美国飞机在铁原郡阵地上空低空盘旋，却没有投弹。
战士们以为这些美国飞机只是进行侦查任务，但进行侦查任务也没必要飞得这么低。1月28日早晨，志愿军第四十二军375团战士李广福在驻地金谷里山坡上发现许多苍蝇、跳蚤、蜘蛛等昆虫。
当时朝鲜野外气温骤降至零下20摄氏度，不可能会出现大量苍蝇、跳蚤等昆虫。随后375团其他战士也发现了大批昆虫，这些昆虫外形很像虱子或者蜘蛛，具体是什么虫子，战士们也并不清楚。
四十二军军部得到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由于志愿军卫生水平有限，军部将情况上报给志愿军总部，对昆虫所在地进行封锁，严禁任何战士和当地居民靠近。
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高度重视，彭德怀立即打电话给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询问详细情况，指示他要立即消灭昆虫，志愿军司令部紧急拿出消毒预防措施。
与此同时，四十二军写出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准备了几个昆虫标本，准备送往北京进行化验。
1952年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所属各部队转发四十二军发现异常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进行仔细检查，看看有无同类情况发生，发现异常后要立即上报。
1952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志愿军报告后，派出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处副处长马克辛、细菌专家魏曦、寄生虫专家何琦，前往朝鲜实地了解情况。
经过专家鉴别，志愿军第四十二军、十二军、三十九军和第十九兵团部队驻地，相继发现美军投掷昆虫情况，密度每平方米达到1000只。这些昆虫不是普通昆虫，它们带有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等4种病菌。
1952年2月17日下午，4架美国飞机在平康西北下甲里志愿军第二十六军234团阵地投下一件物品。该物品从外形看很像一枚炮弹，但落地之后只有轻微的爆炸声，同时弥漫着一股异味，爆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战士当场被这股异味熏倒。
2月18日，志愿军总部接到二十六军的报告后立即指出
：“各部队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细菌虫后立即扑灭，以防蔓延。”
1952年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带领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主席以及中共中央汇报美军在朝鲜投放细菌虫的情况。
2月19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
：“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
朱德总司令也特别批示
：“病菌标本不宜送回北京，以免传染。”
2月19日中午，总参谋部作战部综合朝鲜战场的情况，向周总理呈送了一份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
该报告中明确判定，
美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该细菌武器对中朝军队有极大的杀伤力。美军此次进行细菌战是经过长期准备，得到了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北野正藏等人的帮助。
尽管志愿军和中央军委反应迅速，但志愿军第十五军部队还是出现霍乱、斑疹、大脑炎等症状，两名战士因病不治死亡。
1952年2月19日晚，周总理担任“反细菌战斗争”总指挥，确定6项防疫计划。总后勤部立马将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运向丹东再转送朝鲜地方部队。后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利用飞机分批送往朝鲜。
由于志愿军展开规模庞大的宣传教育，再加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挥得当，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
1952年2月21日，中央向中央局、分局发出了关于《反对美帝细菌战的宣传工作》。2月24日，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起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坚决斗争到底。”
郭沫若于1952年2月25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美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行。毛主席于同一时间致电金日成，通报中国方面掌握的美军细菌战详细情况，提供相关防疫措施。
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详细调查后，用8种文字将美军这一罪行写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及附件》向全世界公布。
1952年7月初，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七军军长的李湘，不幸被细菌感染。但他依旧不下前线，后来情况恶化，变成了败血症和脑膜炎病。
李湘脑肿胀得如同水桶一样粗大，最终因为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牺牲，从发病到去世只有短短8天时间。
他也是朝鲜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指挥员，金日成高度称赞李湘军长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在朝鲜平壤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友谊塔”下放有十本志愿军烈士名册，第一本第一名就是李湘军长。
以上这些就是美军在朝鲜战场进行细菌战、投放化学武器的经过。
其实美军不单单在朝鲜战场使用化学武器，还在中国东北的抚顺、安东、凤城、临江、辽阳等地区，投入大量携带病菌的昆虫。
据资料统计，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及其他沿海非作战地区，投入了30多种带病菌的昆虫，以及老鼠、青蛙、树叶、棉花等带病菌媒介物。它们包含的病原体大致有鼠疫、霍乱、脑膜炎、斑疹、伤寒等多种病原体。
1952年3月9日，一位名叫鲍丽蓉的抚顺小女孩突然发高烧，吐黄水。1952年3月10日下午，她病发死亡。后来经过证实，鲍丽蓉是感染了美国飞机投下的病毒，患上急性传染性脑炎死亡。
1952年4月初，辽阳刘二堡镇一位名叫王淑芝的女教师，因为感染美国飞机投下的细菌，患上急性炭疽出血性脑膜炎死亡。
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很多，证明美国人不单单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战，他们还对中国东北等各大城市投入带病菌的昆虫。
国际调查团发布报告之后，瑞典、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比利时、波兰等国的法学家、科学家，对美军细菌战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确认。
面对大量人证物证，以及30多名美军飞行员的供词，美国始终百般抵赖，拒绝承认在朝鲜战场上发动细菌战的罪行。
美军犯下的罪行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形容，他们所实施的细菌战、化学武器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并且在政治和道义上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军民取得反击美军细菌战的彻底胜利。
正如今天一样，美国始终对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耿耿于怀，其对国际社会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提议却始终不回应。
另外，美国在世界各地修建了200多座生化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功能、用途，外界一概不得而知。美国人对其三缄其口，强烈拒绝向国际社会进行调查。
那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些美军一手建立的实验室，其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生物和细菌战。
1984年11月，中国加入联合国大会制定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声明：
“中国从未，将来也不会生产和拥有这类生物细菌武器，我们是生物和细菌武器的受害国之一，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符合中国一贯立场。
抵赖无法掩盖事情真相，历史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为巧舌如簧而消失。
致敬所有抗美援朝的战士，事情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美国依旧满口谎言，这已经不单单牵扯到基本素质，美国早已走上反人类、反科学的道路。
中国有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希望美国能够停止种种罪行，回头是岸。当某一天美国所谓“世界警察”的角色被剥夺，等待他们的将会是自己无法承受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