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女将，估计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大名鼎鼎的花木兰和穆桂英。但即便是像她们那样勇敢，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女性并不适合当兵，应该远离战场。
但其实在现实中，女性很多时候也会因为命运或者偶然的缘分而参军。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各地军阀混战，百姓生活困苦，绝大多数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无法过上养尊处优的日子，男女都一样。当时有很多勇敢的女性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了女战士，也为新中国建立付出了很大努力。
其中有一部分女性甚至具备评为将军的资格，然而在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很多人会发现女军官十分少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解放军部队里还有数十万名女军人，这个数字没有夸张，这是真实的情况。当然，这数十万名女军人中大部分在后方，例如医院或者后勤部队，但她们也属于部队体系，也是军人。
按照当时统计的数字，这些女军人中有大约5万人的军职达到了副排级以上，具备了参加了大授衔的资格，即使不能评为级别高的军衔，也能获得级别较低的军衔。
但结合1955年全军大授衔的情况来看，当时有64万名军官被授衔，但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女性军官只有4665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有5万名女军官的军职有资格参加授衔，为什么只有不足5000名女军官获得了军衔？
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大授衔开始之前，北京方面提前考虑到了相关的问题。
当时国内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结束了战争，进入了和平重建时期，部队的作战任务已经很少了，而在生产领域却缺乏大量的人员。因此为了适应新形势，当时解放军已经开始安排大量人员转业或者复员，仅在1953年到1955年期间，解放军经过人员调整，已经有40万人脱离了部队编制，这部分人员大部分是在部队管辖的子弟学校、托儿所、军工厂等单位工作，具体涉及的岗位主要是行政与技术之类的工作，基本都不去前线作战，相当一部分是后勤人员。
因为战斗任务少了，所以他们平常的工作也比以前少了，组织上认为没有必要在后方留这么多人，所以优先对这部分人员进行岗位调整，而这些岗位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女兵和女干部。
所以在这部分人员转岗的过程中，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仅仅保留了其中一小部分特别优秀的女同志，或者资历不一般的女同志，其他大部分人都安排转业或者复员，因此在1955年大授衔之前，其实部队里的女兵和女军官人数已经明显减少了。
到了1955年1月，当时国防部再次专门围绕女兵的去留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除医务人员外，所有原来在作战部队的女兵“一律不得留用”，如果是在省军区及后方机关工作的女兵则直接转为工薪制职员，保留编制，但是不属于部队编制。
经过短短不到5个月的调整，截至1955年6月，有10万女兵离开了部队。
当时很多女兵舍不得离开部队，但政策文件里明确表示“女性因为先天生理原因，不利于在现代化战争中作战”，作出相关决定是为了“爱护和照顾女同志”。
但即便如此，文件中用“处理”这个不太好听的词汇来描述女兵复员相关工作，多少还是让一些干部感到有不近人情。
因此大部分女兵在1955年大授衔之前失去了授衔资格，在具体授衔的时候，又经过层层筛选和评比，最终只有4665名女性军官被授予军衔。
这4000多人中获得最高军衔的人是著名的女将军李贞，她获得了少将军衔。
即使是核心领导人的夫人康克清、邓颖超等资深革命家，也因为当时已经脱离军队，所以无法参加授衔，李贞于是就成了唯一的女将军。
李贞的人生经历很独特，19岁就加入了游击队，24岁当上了妇女团政委，红军时期就升为红六军团政治部部长，参加了反围剿战斗，跟着大部队走过了长征路。
抗战时期担任了八路军120师的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抗美援朝时期，又担任了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抗美援朝结束后，回国担任了防空军干部部部长，由此可见，她的资历和级别是比较高的。
但即便如此，当时她也被列入了复员名单，差点失去评军衔的资格。
关键时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廖汉生认为此事十分不妥，彭德怀也为她感到可惜。在两人的努力下，她这才留在了部队，最终评为少将，值得一提的是，她的丈夫甘泗淇将军获得了上将军衔，两人成为了历史上罕见的“夫妻将军”。她如此优秀，当初都差点被“请出”部队，更何况其他女军官或者女兵了。
尽管很多女兵带着遗憾离开了部队，有些不太公平，但人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或许很努力，或许付出了很多，但在大环境大形势的影响下，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走上陌生的工作岗位，但无论去了哪里，只要能够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