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若不带着对权力的自省，便只是特权阶层的奢侈品。」
“何同学又又又翻车了？”
4 月 11 日，科技博主何同学在微博上分享的一段“成长心得”引发网络轩然大波。这位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络创作者表示，过去面对网约车司机的好评请求时，会口头答应但事后遗忘，如今则会直接拒绝，除非服务“真的很好到我想打好评的程度”，并称这是“锻炼真诚和勇气的方式”。
（何同学发布的微博原文）
一条看似平常的个人感悟，却在几小时内引爆了公共讨论的火药桶。屏幕这端，有人在为“真诚”鼓掌；屏幕那端，却有无数依靠好评维生的劳动者，正默默承受着这种“真诚”带来的焦虑。
这一表态如石击水，瞬间激起千层浪花，网友们纷纷模仿其微博进行讽刺：
（网友模仿何同学原微博进行讽刺）
随着讨论持续发酵，何同学多个平台账号评论区被质疑声攻陷，B站账号一夜掉粉过万。面对舆论风暴，何同学选择删除涉事微博，至今未公开回应。
争论中，支持者坚持消费者有权对服务作出自主评价，批评者则指出，所谓的“真诚拒绝”，是对基层平台劳动者的漠视与傲慢，更暴露出对平台经济权力结构的无知。
（网友的不同看法）
平台经济时代，评价系统已不再仅是服务反馈，它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生存与收入。当个人的“真诚”置于这一权力结构中，我们不得不追问：消费者的“真诚选择”与基层劳动者的生存需求如何调和？当“个人成长”的美丽叙事被嵌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其道德正当性还能成立吗？
1
权力坐标中的真诚：谁掌握定义的权力
“面对库克唯唯诺诺，面对司机重拳出击。”
这句网络讽刺揭示了争议一个侧面。网友翻出何同学与苹果CEO库克会面的视频对比发现：与全球科技巨头掌门人互动时，他恭敬而谨慎；而面对网约车司机时，他却能轻松以“真诚拒绝”为名行使“勇气”。这种对比让网友质疑，在不同权力关系中，“真诚”的标准为何如此灵活？
（3月何同学与库克在西湖边会面）
何同学的行为展现了一种“向下的勇气”——在权力阶梯中，他选择对站在自己之下的人展现所谓的“真诚”。这种叙事中包含两个值得质疑的前提：
将“真诚”简化为“直接表达个人感受”，忽略了社会关系中真诚的复杂性与责任性；真诚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美德，而是考虑他人处境的双向尊重。
将基本的礼貌与人情味降格为“讨好型人格”，为拒绝弱势群体的请求寻找道德正当性的幻象。
萨特的“自欺”理论指出：当人们拒绝承认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转而为其构建正当化理由时，便陷入自我欺骗的泥淖。何同学将拒绝网约车司机好评的行为美化为“个人成长”和“锻炼勇气”，恰恰符合这种自欺模式——用个人修行的修辞掩盖了在权力结构中的无意识特权。
这种选择性真诚，实则反映出多重权力差异：精英创作者与基层劳动者、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拥有数千万粉丝与难以发声草根。在这种权力天平严重倾斜的结构中，基层劳动者面对强势一方，几乎没有表达“真诚”的特权；对他们而言，直接表达可能意味着生存机会的丧失。
现实中，人们往往在最安全、最无后果的场合展现“勇气”，在最具风险的关系中选择妥协。这种“勇气”不过是权力的傀儡，而非真正的自我挑战。
（滴滴实习生体验客服工作被乘客骂）
康德的“道德律”强调：道德行为应能普遍适用于每个人。如果每个人都只向弱者展现“真诚”，而向强者保持“讨好”，那不过是在以道德之名掩饰自己的怯懦。
向弱者展示勇气，无异于在无人之境射箭自诩神勇；真正的勇气，不是对弱者说“不”，而是在权力的天平倾斜时，仍能看见彼此的尊严。
2
评价的重量：平台算法下的工作现实
“既然一个好评让何同学感到被PUA，那么何同学要求'一键三连'又算什么？”
在这场复杂的社会戏剧中，“评价”成为了核心关键词——何同学评价司机，网友评价何同学。表面上看，这都是价值判断与反馈的表达，但它们在不同权力结构下产生着截然不同的后果。
（小红书@炎青晓说陈炎青）
同为“求好评”，何同学的“三连”请求与司机的好评请求本质上却存在根本差异：
内容创作者的"三连"主要影响内容推荐与曝光，通常是多元评价体系中的一部分；而网约车司机的评分则更直接地关系到平台算法对工作机会的分配
拒绝"三连"对拥有庞大粉丝基础的创作者而言，单次影响相对有限；而对网约车司机，累积的评分表现可能对工作竞争力产生更明显的影响
前者属于内容营销的常见策略；后者则更多是在特定平台规则下的职业需求
数据显示，网约车平台的评分差异确实与接单机会存在关联。评分4.9以上的司机接单量比普通司机多出37%，高峰期奖励多出25%。看似微小的星级差异，正以惊人比例放大为收入不平等。
（图源澎湃美数课）
有观点认为：“服务好自然给好评，服务不好拒绝很正常。”这种传统市场逻辑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现代平台评分系统已从单纯的服务反馈转变为直接影响劳动者生存的关键机制。平台巧妙地将劳动管理的权力转嫁给消费者，使每位用户成为无薪的劳动监管者，评与不评、如何评，都编织着他人的命运之网。
何同学所称“除非服务真的好到想打好评的程度”，实质上是将高度主观且模糊的个人体验感受，升格为他人生存的客观条件。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来说，“好到想打好评的程度”是千差万别的——有人要求服务完美无缺，有人只需基本到位，有人则看重服务态度而非效率。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标准，当被置于影响他人工作机会的评价系统中，是否仍然完全合理？
（难以定义的“好服务”）
在平台资本主义的复杂生态中，我们都被卷入一场并非由我们设计的游戏。消费者被赋予了评价权力，而服务提供者则必须在算法规则中寻求工作机会。这种结构性设计的合理性，远超出了个人行为选择的范畴，而是平台责任设计的重要议题。
何同学追求的是对服务评价的自主权，网约车司机需要的却是生存的机会；当两者相遇，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真诚”，而是对彼此境遇的体认。
3
声量的责任：我们期待何种精英话语
何同学争议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核心在于他已不再仅仅是一位内容创作者，而是已跃迁为一种文化符号。拥有千万粉丝的他，每一次发声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公共价值观。
当影响力达到这种程度，连随手发布的个人感悟都能引爆舆论，这种声量已经不再是私人的特质，而是需要审慎对待的公共资源与责任。
（何同学账号）
公众对何同学的批评，源于对拥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型创作者的期待。在中国“士不可不弘毅”的文化传统中，知识从来不是纯粹的个人装饰，而应与更高的道德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相伴。当那些被认为“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的人，缺少了对社会结构的思考，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脱离社会关怀的知识还有什么意义？这种缺乏反思的影响力又有何价值？
在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作者与粉丝间形成一种特殊的精神连接——粉丝不仅追随创作者的专业，更追随其价值立场；不仅欣赏创作者的才华，更认同其为人。在何同学事件中，知识与影响力不仅没有带来对弱者处境的更深理解，反而成为了权力差异的放大器。
然而，在批评个体行为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将复杂问题简单个人化的倾向。网络空间最危险的陷阱之一，就是它让我们误以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道德审判得到解决，让我们错把批判个体当作改变结构的有效途径。
（公众对何同学的批评开始走偏）
在检视何同学言行的同时，我们更应自问：在权力不平等的世界里，我们如何避免成为自己口中批判的那种人？在算法控制的平台上，我们的每一次点击如何不经意间成为他人命运的决定者？
古语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平台经济的复杂语境中，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一次价值投票，既受制于又强化着既有的权力结构。我们既是这个体系的参与者，也是它的塑造者。
在这个既相互依存又充满权力差异的世界里，最大的特权莫过于忘记自己拥有特权；最深的无知是看不见自己决定他人命运的那只手。真诚若不带着对权力的自省，便只是特权阶层的奢侈品。
真诚不应成为冷漠的修辞，成长不应以他人的脆弱为代价。唯有在权力的自觉与反思中，我们才能站稳尊重自我与关怀他人的天平。
（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1]网易号网约车评论，《给网约车司机好评真的重要吗》
[2]扣叔，《那媒介化与符号化的命运》
[3]澎湃新闻，《冲上热搜！“何同学”言论惹众怒，一夜掉粉过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