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啊，你见过哪个革命者怕过死？”1966年冬的上海街头，王范攥着老战友刘顺元的手腕，指节发白。寒风中飘着零星的雪沫，南京西路的梧桐枝桠在暮色里簌簌作响。这位曾让日伪特务闻风丧胆的谍报专家，此刻眼底烧着两团暗火。
这个细节被刘顺元记了半辈子。当时距王范生命终点只剩42天，但这位63岁的老革命仍保持着延安时期的习惯——说话时总习惯性扫视四周。1937年他在宝塔山下逮住第一个日本间谍时，用的就是这种鹰隼般的眼神。谁能想到，这个曾让毛主席笑着喊 “红色包打听”的人，最终会在自家书房用配枪结束生命？
故事得从1949年3月说起。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七天，西郊机场的警戒线外挤满百姓。时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的王范突然跳下吉普车，大步流星走向围观人群。他军装左胸别着的 “治安”红布条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底下磨得发白的呢料——这件从延安穿到北平的旧军装，见证了他护送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七百个日夜。
“同志，您这怀表链子反光太亮。”王范拦住个穿长衫的中年人，两指轻轻捏住对方腕间镀金表链。后来从那人鞋底搜出的微型发报机，印证了他 “红色包打听”名不虚传。正是这份近乎偏执的细致，让他在开国大典安保方案里坚持要用三套备用路线，连毛主席的吉普车油箱都要求加装防弹钢板。
1956年江南造船厂的视察颇具戏剧性。当陈毅市长介绍到王范时，毛主席突然停下脚步，转身打量这个比自己矮半头的保卫干部： “他不就是那个'红色包打听'嘛！”在场众人哄笑中，王范黝黑的脸膛难得泛起红晕。这个细节被随行记者写进内参，却没人想到十三年后，会成为某些人攻击他 “爱出风头”的把柄。
命运的转折点在1958年夏天悄然降临。在市委 “反冒进”工作会议上，王范把钢笔重重拍在文件上： “亩产十万斤？我老家义乌的水田，插满稻秧也铺不满十亩！”会议室骤然死寂，窗外的蝉鸣显得格外刺耳。这位从浙中丘陵走出来的汉子，终究改不掉说真话的脾性。七天后，他的职务从正厅级检察长直降十级，成了七一公社的副党委书记。
有意思的是，当批判材料送到中南海时，毛主席用红笔划掉了 “右倾”的定性。据机要员回忆，领袖当时对着窗外沉吟良久，最终只说了一句： “王范同志是直肠子。”这句话让他躲过了更严重的冲击，却也埋下了更大隐患——1966年政治风暴初起时，某些人翻出旧账： “主席保过的人，能没问题？”
1967年1月11日的寒夜，南京体育学院礼堂的镁光灯刺得人睁不开眼。当造反派头目第三次把 “保皇派”的牌子往王范脖子上挂时，老人在踉跄中突然挺直腰板。这个动作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就像1947年胡宗南部队逼近延安时，他护送中央机关突围前检查文件箱的姿态。
那晚回到家，王范在书桌前坐了整宿。三封遗书的用纸颇耐人寻味：给组织的 “交代材料”写在印有国徽的公文笺上；留给妻儿的家书用了女儿作业本的格子纸；而致毛主席的信，则是1949年北平入城式时的纪念信笺。217个字的绝笔里， “问心无愧”四个字力透纸背，最后一捺甚至划破了三层纸。
次日正午，弄堂里飘着炊烟。王范书房传出闷响时，隔壁张师傅刚端起饭碗。等人们撞开房门，只见檀木书桌上整齐摆着党费证和上海闵行区的工作笔记，枪管余温尚存。最有意思的是现场发现的一本《联共（布）党史》，翻开的那页正好是1937年肃反运动的章节，页边用红蓝铅笔重重划着波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