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子薄，家当少，开局不是一般的难
翻开那一时期已经泛黄的《人民日报》，我们可以窥见那个年代“穷”的具体样貌。报纸上记录着，1950年的东北，老大哥苏联援助的机床设备是国家工业化的宝贵火种，由于运输和厂房条件的限制，沈阳第三机器厂的工人们，不得不用原始的马车将这些沉重的机器零件，一趟趟拉回到简陋的厂区。没有像样的厂房，他们就在露天场地上，凭借着一股热情和摸索，叮叮当当地组装起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批车床。
两年后的1952年，西南地区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当第一列火车喷着蒸汽驶来时，沿线的四川农民激动万分，许多人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自发地跪在铁轨旁边，掏出随身携带的手绢，一遍遍擦拭着冰冷坚硬的钢轨，泪水潸然而下。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战争赔款，累计总额高达约13亿两白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大致相当于清政府鼎盛时期约20年的财政总收入。这笔巨额的财富流失，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1949年，新政权从国民党手中接过的，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的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以能源为例，当年全国的总发电量仅有区区43亿度。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甚至不足以支撑深圳市五分之一的年用电量。
在这样一穷二白、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建设征程。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正式启动。在北国春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工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住的是临时搭建、四面透风的苇席棚子。
在东北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冬夜里，工程师和工人们常常只能裹紧棉被，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呵着白气绘制图纸、研究方案。这种“穷”，是旧时代遗留的创伤，更是新中国建设者们需要克服的现实障碍。
凭借着这种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宏伟的武汉长江大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第一批印着“解放”标志的国产卡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缓缓驶下生产线；而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中，也有68个项目已经建成投产。
外头卡脖子，咱就自己想法子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严密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这种封锁渗透到了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1950年，上海的益民食品一厂原本计划引进先进的瑞士巧克力生产线，以提升产品质量和种类。
由于西方的禁运政策，这一计划被迫搁浅。工厂最终只能转而引进苏联的设备。有趣的是，据说用这套设备生产出的“光明牌”奶糖，因为工艺和原料的差异，意外地带上了一丝淡淡的“伏特加味道”。
封锁迫使中国人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纺织行业，青岛国棉六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因为无法获得进口的高速锭子等关键零件，便开动脑筋，自己动手用木材制作纺锤进行替代，虽然效率和质量受到影响，但保证了生产的持续。
在关系国家能源命脉的石油战线上，大庆油田进行艰苦会战时，物资极度匮乏，钻井队甚至遇到过没有足够水管输水的情况，工人们硬是用脸盆、水桶接力端水的方式，来保障钻井冷却用水，打下了一口口油井。
最艰难的时期，为了获得国家急需却被禁运的天然橡胶等战略物资，中国不得不动用宝贵的外汇储备。据记载，国家曾一次性拿出22吨黄金，通过香港的特殊渠道，艰难地换回了一批橡胶原料。而这笔巨资，按照原计划，本是预备用来购买粮食以缓解国内供应紧张的。
压力也是动力，1965年，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在缺少完整设计图纸的情况下，依靠老工人的经验和技术人员的土法计算，成功设计并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万吨级水压机。这台被誉为“镇国重器”的设备，至今仍在一些关键领域服役，成为那个时代自力更生精神的不朽丰碑。
裤腰带勒紧点，好钢用在刀刃上
为了在落后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新中国不得不采取一种“勒紧裤腰带”的策略，将极其有限的资源高度集中，投向对国家长远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领域。
1959年开始，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的县委书记杨贵，带领全县人民，决心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以彻底解决困扰当地千百年的干旱问题。在那个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数十万修渠大军腰系绳索，悬在绝壁之上，用最原始的铁锤、钢钎，一寸一寸地开凿。
为了支援这项工程，全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在修建红旗渠的十年间，全县人民累计吃掉了2.5万吨的野菜和代食品。正是凭着这种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林县人民最终建成了总长达1500公里的红旗渠，创造了水利史上的奇迹。
在遥远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们，在亘古荒原的戈壁滩上，挥舞着坎土曼，开垦出万顷良田。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们，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为了让拖拉机能在清晨顺利发动，甚至用自己的体温去焐热冰冷的燃油管路。
与此同时，国家将宝贵的资源集中投向了国防尖端科技领域。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的罗布泊戈壁深处，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参与项目的广大科研人员和工作者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据参与者回忆，在攻关最紧张的阶段，许多科研人员连续三个月，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仅有4两（旧市制，约合200克）。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依靠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完成了数以百万次计的复杂计算，最终攻克了道道难关。
穷日子里头，炼出了精气神
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压垮中国人民的精神脊梁，在与贫困和困难的斗争中，孕育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
在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村民们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凭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硬是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恶劣自然条件下，通过艰苦奋斗，修造出层层稳产高产的梯田。即使连续遭遇严重的洪水灾害，大寨人依然坚持“国家援助不要、国家贷款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的“三不要”原则，依靠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在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减少顾客等待时间，苦练“一抓准”、“一口清”的售货基本功，对待顾客热情周到，成为全国商业战线的标兵。在上海的里弄深处，许多家庭妇女响应国家号召，走出家门，组成街道生产组，她们围坐在吱呀作响的缝纫机旁，巧手翻飞，生产出新中国市场上最早出现的一批“的确良”衬衫，为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国家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向后辈讲述那个年代的“穷”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匮乏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这种“穷”，既是近代百年屈辱历史留下的深刻伤疤，也是新中国在重重封锁下奋力突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外交部的官员们却发现，连紧急定制几面标准五星红旗送到纽约的经费都捉襟见肘。最后，还是依靠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动用库存的优质绸缎，连夜赶制，才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在极度困境中克服困难、创造奇迹的精神，正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今天应当传承和弘扬的“真相”。
今天的浙江千岛湖，以其秀美的风光吸引着八方游客，年旅游收入早已超过百亿。但我们不应忘记，这片碧波万顷的湖水之下，是30万新安江库区移民告别故土、牺牲家园的结果；是当年建设者们肩挑手扛、用扁担箩筐筑起新安江水电站的奉献。如今巍峨矗立的三峡大坝，令世界瞩目，但它的坚实基础，也离不开当年葛洲坝工程的建设者们住芦席棚、啃盐水煮白菜，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积累经验、攻克难关所打下的根基。
历史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非黑即白的判断题。读懂那个时代的“穷”，理解那一代人的奋斗与牺牲，才能更深刻地体会今天中国发展成就的来之不易，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我们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
参考资料：[1]邹艾青.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性的分析之我见——兼谈“越穷越革命”[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3):132-135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