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之，这第三封电报怕是催命符啊。”1945年8月23日的延安窑洞里，周恩来捏着重庆发来的电文，指尖在油墨字迹上重重划过。毛泽东吐出一口呛人的烟雾，望着窗外延河粼粼波光： “蒋先生想将我的军，我们就去陪他下这盘棋。”
此刻距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仅过去八天，重庆城头青天白日旗与延安窑洞里的镰刀锤头却已暗流涌动。蒋介石在十四天内连发三封急电，表面敦促 “共商建国大计”，实则暗藏杀机——若毛泽东避而不见，便可借机污蔑共产党 “破坏和平”；若冒险赴约，则能趁机掌控谈判主动权。这种两难境地，恰似象棋中的 “马后炮”布局。
谈判桌上的较量早在电报往来时便已展开。国民党《中央日报》连日刊登 “共党怯战”的评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频频发声施压。毛泽东却看透了蒋介石的棋路： “他既要当棋手，又想当裁判。”8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同志反对冒险赴渝，刘少奇甚至提出由自己代行。但毛泽东深知国际舆论场的重要性： “美国记者手里的相机，可比百万雄师更有分量。”
临行前的深夜，杨家岭窑洞油灯彻夜未熄。毛泽东将《楚辞》塞进行李时，特意在《国殇》篇折了页角。增补书记处成员的笔迹尚未干透，复员战士的名单已堆满案头。这些细节印证着共产党人的清醒：谈判桌上可以妥协，但枪杆子必须牢牢攥在手里。重庆谈判本质上成了军事较量的延伸，正如林彪在东北给中央的电报所言： “每夺一城，谈判桌上便多三分底气。”
山城九月的谈判桌上，蒋介石的 “诚意”令人啼笑皆非。当共产党提出裁军至20个师时，国民党代表张群竟抛出 “十二师”的荒谬数字——这相当于要把百万雄师缩编成三万人马。更荒唐的是陈布雷私下透露的 “人事安排”：拟委任毛泽东为新疆省主席。这种明升暗降的权术，与二十年前汪精卫 “礼送”共产党人出武汉的伎俩如出一辙。
谈判桌上的拉锯战折射着战场形势的此消彼长。当傅作义部偷袭张家口时，刘伯承在邯郸摆下 “口袋阵”；阎锡山的晋绥军刚过娘子关，陈赓的太岳纵队就端了长治兵站。这种 “边打边谈”的奇特局面，使得《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就沦为废纸。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剿共大业不可偏废”，却不知南京街头已流传着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
假设的迷雾终需照进现实的光束。即便真成立联合政府，四大家族的银行账户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注定水火不容。孔祥熙的扬子公司走私美援时，上海工人正在要求实行 “三八制”；宋子文接收敌伪资产中饱私囊时，山东农民正丈量着刚分到的田亩。这种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不是几纸协议能弥合的。司徒雷登曾向马歇尔坦言： “蒋的政府像涂着民主金漆的青铜鼎，内里早已锈迹斑斑。”
重庆谈判破裂三年后，南京总统府门楼插上红旗的瞬间，印证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蒋介石败退台湾前焚毁的档案里，有份未实施的 “霹雳计划”：准备在毛泽东返延时派战机截击。这个细节恰似历史的隐喻：当独裁者把国家前途系于阴谋暗算，他的败局早已注定。而共产党人带着五亿农民翻身做主的承诺，在华北平原的土改运动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伟力。
站在1946年的十字路口回望，联合政府的幻影不过是镜花水月。杜聿明在淮海战役被俘后坦言： “就算延安接受十二师方案，南京也要找借口开战。”这种阶级对抗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中国必须经历血与火的淬炼。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历史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唯有彻底打破旧世界的锁链，才能真正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