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日光毫无遮拦地倾洒而下，亮得有些晃眼，刺得人眼眶生疼。我站在营区入口处，神色认真，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耐心地劝返那五个想要闯进营区的年轻人。
“陆明远！怎么回事？” 冷不丁，一排长的声音自身后响起。我忙转过身，立正站好，迅速回应：“报告排长，他们想要进入营区，我正在劝他们离开！”
“这里是军事要地，严禁擅自闯入，马上离开！” 一排长板起脸，神色冷峻，目光犀利地看向那几个年轻人，语气严肃地发出警告。
他们脸上写满不情愿，有人小声抱怨，有人嬉笑着打趣，唯独她——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在转身离开前冲我挥了挥手，还说了句：“陆明远，我记住你了哟！”。
那一瞬间，我莫名觉得她很有趣。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南京的信，落款是“林小雨”。她说自己是那天误闯营区的学生，想交个军人朋友。信纸上有淡淡的茉莉香，字迹工整又带着点俏皮。
我这才想起她是谁——那个在阳光下冲我挥手的我忍不住笑了，提笔回信。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漫长的书信往来。
小雨的信总是很长，她写校园里的梧桐叶落，写图书馆熬夜复习的困倦，写对未来的迷茫和期待。而我则告诉她军营里的晨跑号声，训练场上的尘土飞扬，还有我对军校的向往。
她的回信里总夹着鼓励：“你一定可以考上！”那些字句像小小的火苗，点燃了我心里沉寂已久的斗志。
第二年春天，我收到了军校的录取通知书。
电话拨通的那一刻，小雨在另一端欢呼起来，声音清脆得像檐角的风铃。我们约定在玄武湖见面，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她——不再是信纸上抽象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爱笑的林小雨。
湖面的波光映在她脸上，她歪着头问我：“陆明远同志，以后是不是得更严格要求自己了？”
我一本正经地点头，她却噗嗤笑出声。那天我们沿着湖岸走了很久，聊到夕阳西沉，星光爬上树梢。
分别时，她塞给我一盒手工饼干，铁盒上贴着小纸条：“给未来的军官加加油！”
军校的日子比想象中更忙碌，但小雨的信从未间断。她总能把琐碎的小事写得生动有趣：食堂阿姨多给她舀了一勺糖醋排骨，室友的恋爱乌龙，甚至只是窗台上突然开花的多肉。
而我则把训练间隙的每一分思念都揉进信纸，告诉她北方的雪有多大，告诉她我多么期待下次见面。寒暑假成了我们最珍贵的时光，哪怕只有短短几天，我们也挤在电话亭里聊到深夜，或者坐在公园长椅上分享同一副耳机。
可命运总爱开玩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西北的边防部队，而小雨留在了南京工作。
距离像一把钝刀，慢慢割裂着曾经紧密的联系。她曾趁着假期辗转火车和汽车来看我，在简陋的招待所里，我们裹着同一床被子取暖。
她笑着说：“等你调回来，我们就结婚好不好？”我点头，却清楚看到她眼底的担忧——我们都明白，边防军人的调动谈何容易。
后来的一次任务中，我为了救战友被炸伤了左腿。
手术醒来后，医生委婉地告诉我，以后恐怕很难正常行走了。病床前的镜子映出我憔悴的脸，我突然不敢看小雨寄来的信。她本该有更好的人生，而不是被一个残疾的边防军人拖累。
我狠下心不再回信，甚至在电话里故意冷淡。
直到某天，战友告诉我：“小林打了好几次电话找你，说你再不接，她就直接买票过来了。”
我攥着话筒，最终只回了一句：“告诉她……我调去新单位了，不方便联系。”
多年后，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整理旧物时，翻出那摞泛黄的信件，小雨的字迹依然清晰。
朋友偶然提起：“听说林小雨后来去了新加坡，现在过得不错。”我笑了笑，把信收进抽屉最底层。
可命运似乎还没折腾够我们。一次出差途中，我在机场撞见了牵着女儿的她。
时光仿佛骤然倒流——她剪了短发，眼角有了细纹，但笑起来还是当年那个在警戒线外挥手的女孩。
我们坐在咖啡厅里，她轻声说：“那时候我真的买了去西北的车票，可到了驻地，他们说你调走了……我以为你爱上了别人。”
我的心狠狠揪了一下，却只能苦笑：“是我太懦弱。”她的女儿好奇地打量我，小雨摸着她的头发说：“叫叔叔。”
登机广播响起时，小雨突然问我：“你说……在另一个时空里，我们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我望着玻璃窗外起落的飞机，轻声回答：“在那个时空里，我们大概正坐在玄武湖边吃饼干吧。”她笑了，眼里有泪光闪动。
两架飞机朝着相反的方向腾空而起，舷窗外的云海被阳光镀成金色。我忽然明白，有些缘分就像交错的轨道，哪怕曾经无限接近，终究要驶向不同的远方。
可那些共度的青春，那些未说出口的遗憾，早已在记忆里凝成琥珀。小雨最后发来的信息静静躺在手机里：“平行时空的我们，一定会幸福。”
我按下锁屏键，云层之下，山河依旧。
或许真正的告别不是遗忘，而是终于能笑着说起从前。就像两颗错轨的星辰，在擦肩而过的瞬间，已经交换了最明亮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