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长官，家中米缸要见底了。”1949年深秋的北京胡同里，张治中裹着旧棉袍叩开傅作义宅门，寒风中这句话说得轻，落在石板路上的分量却重。刚投诚的原华北剿总司令怔了怔，转身吩咐副官取来两封银元，金属碰撞声在寂静的院落里格外清脆。
这番场景被胡同口晒太阳的老太太瞧见，成了四九城里流传月余的谈资。谁也没想到，曾在重庆谈判时与毛泽东共饮茅台的原国民党陆军上将，会在新政权眼皮底下为生计犯愁。更令人意外的是，两个月后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突然拍案： “马上拨六千元给文白先生，要快！”
时间倒回1924年的黄埔军校，周恩来与张治中初遇便结下不解之缘。彼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常穿褪色中山装，而教育长张治中的黄呢军装永远笔挺。某个闷热的午后，两人在珠江边散步时谈起时局，周恩来突然驻足： “文白兄觉得，穿军装的和穿布衣的能成真朋友吗？”张治中摸着锃亮的铜纽扣苦笑： “润之先生说过，阶级不同也能同志。”
这番对话在二十五年后显出深意。当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南京方面扣留了他全部家当。北平东四六条的宅院里，张家十口人挤在三间厢房，连取暖的煤球都要数着用。傅作义借出的二百银元，在物价飞涨的1949年只够维持半月开销。
周恩来得知此事时正在批阅西北剿匪战报，钢笔尖在纸上洇出墨团。他叫来秘书下达指示前，特意叮嘱： “别说是我个人的意思，就讲这是组织对民主人士的关怀。”这笔相当于当时高级干部十年工资的巨款，最终以 “特别补助”名义送到了张家。有意思的是，汇款单上收款人写的是张夫人洪希厚，周总理的细腻可见一斑。
两人的情谊早在1925年就埋下伏笔。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时，张治中悄悄往新房塞了五块大洋——那是他半个月的薪饷。二十四年后，当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留学英国急需学费，周恩来特批外汇额度时笑道： “当年那五块大洋，现在该算复利了。”
北平和平解放初期，像张治中这样的起义将领处境微妙。毛泽东曾在中南海宴会上半开玩笑： “文白先生现在是无产阶级了，我们共产党最擅长搞无产阶级革命。”话虽如此，当张治中提出想去琉璃厂淘换旧书时，警卫员发现总有三五个便衣默默跟在黄包车后。
1950年春，张治中拄着拐杖走进政务院会议室，腿疾让他额头沁满冷汗。周恩来见状立即中止会议，当着众人面蹲下为他揉捏膝盖。这个画面让在场干部面面相觑，却让张治中红了眼眶。后来苏联专家诊断他患的是股骨头坏死，周总理特批进口药物时加了句： “用我的保健费。”
新疆和平解放协议签字那天，张治中握着钢笔的手不住颤抖。他想起1945年在迪化与周恩来彻夜长谈，窗外是茫茫戈壁，案头是摊开的地图。周恩来当时用红铅笔圈出伊犁河谷： “将来这里通了火车，文白兄可要带我去吃哈密瓜。”十年后兰新铁路通车时，张治中托人捎去整筐哈密瓜，附的信笺上只写： “君诺已践。”
晚年的张治中住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书房墙上挂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 “风雨同舟”。每月5号必有工作人员送来时鲜果蔬，说是 “组织上照顾”，但张家人都清楚缘由。1969年张治中逝世时，病榻边的录音机里循环播放着周恩来在追悼会上的悼词录音——那是在特殊年代里，一位共和国总理能做的最后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