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社会流动性，简称社会流动性，是指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归宿）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社会出身）的相似程度。在全球不平等乃至“阶层固化”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的时代，社会流动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十分关注的一个紧迫问题。
来自北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谢宇、北京大学的董浩、哈佛大学的周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宋曦，于2022年共同创作的论文“Trends in social mobility in postrevolution China”，利用大量的数据与系统地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David B. Grusky随后在PNAS第11卷撰文“Trends in social mobility depend 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status and money”，专门评述了这项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
为了便于理解，文章还将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与同期美国的趋势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工业化的发展提高了中国的代际流动性水平。但当文章剔除了工业化的影响后，最近出生的几代人的代际流动性却呈现下降趋势。此外，由于中美两国的工业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这也导致两国在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同时，文章还发现，农村户口出身的子女在社会流动性方面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出生在中国农村的女孩处于严重的劣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化、教育扩张和生育率下降的力量逐渐削弱了农村户口对女性社会流动的强大限制，并逐步缩小了农村户口出身的子女之间的性别差距。
Title: Trends in social mobility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趋势
摘要
In this paper, we study long-term trends in social mobi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49, with two operationalizations: 1)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2)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We draw on an accum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survey data and provide comparable estimates of these measures for birth cohorts born after 1945. To help interpret the results, we compare trends in China to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same birth cohorts. We find an increase in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due to it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in recent decades. Net of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has been declining for recent cohorts.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shows a similar declining trend. In addition, mobility patterns have differed greatly by gender, with women in earlier cohorts and from a rural origin particularly disadvantaged. We attribute the general decline in social mobility to market forces that have taken hold since China’s economic reform that began in 1978. In contrast, social mobility by both measures has been relatively st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while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has trended downward, it is still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except for women’s educational mobility.
本文研究了自1949年成立以来的社会流动性长期趋势，采用两种操作化测量方式：1）代际职业流动性；2）代际教育流动性。基于积累的行政数据和调查数据，本文为1945年后出生的出生队列提供了这些指标的可比估算值。为辅助解读研究结果，作者将中国社会流动性趋势与美国同世代人群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推动了代际职业流动性的提升。但排除工业化因素后，新生代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呈现下降态势。中国的代际教育流动性也显示出类似的递减趋势。此外，不同性别群体的流动性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早期出生队列中农村户籍女性处于尤为不利地位。本文认为，1978年启动的经济改革释放的市场力量是导致社会流动性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相较而言，美国在两方面的社会流动性指标都保持相对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社会流动性呈下降趋势，除女性教育流动性外，其他维度仍高于美国水平。
Part1研究背景
代际社会流动性，简称社会流动性，是指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归宿）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社会出身）的相似程度。在全球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的时代，社会流动性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极为关注的一个紧迫问题。特别地，这一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至关重要。一方面，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明确将提高社会流动性作为其核心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且近年来政府也日益强调社会流动性在提升人才配置效率效能、促进政治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发布了一系列增强社会流动性的新指令。另一方面。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前，大部分美国女性并没有加入劳动力大军，因此目前美国有关代际职业流动趋势的研究大多基于男性。而鉴于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妇女参与就业十分普遍，因此这一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决定了在中国背景下探究两性代际职业与教育流动性的长期趋势背后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Part2研究结果
文章重点探究了1945年以后出生的群体的代际职业与教育流动性，并将这一结果与美国同期的趋势进行了比较。文章首先对代际职业流动性进行了深入探究。图1展示了按性别和出生时期划分的父亲与子女间职业百分位数排名的相关系数（简称“等级间相关性”）。该相关性越高，则说明父亲与子女间的职业地位越相似，代际社会流动性越低。结果显示，在美国，等级间相关性的变化较为平稳。而在中国，这一相关性的均值约为0.3，且父子间的相关性高于父女间的相关性。此外，在中国，1946-1955年间出生的群体的等级间相关性较高（男性约为0.46，女性则高于0.54），且该相关性伴随时间的推移而呈现下降趋势，从而表明整体的社会流动性在稳步提升。
现有研究已证明农业工人（以下简称“农民”）的职业继承性较强，这是因为只有农民的子女才有可能成为农民。因此，早期中国的低代际职业流动性可能归因于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前的低工业化水平。换言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农业人口，而在改革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劳动力发生了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重大转变。相比之下，美国在整个研究区间内均处于完全工业化状态，只有不到3%的劳动力从事相关农业工作。
为了深入剖析中国在工业化后的职业流动性变化趋势，文章剔除了农民出身的样本（即父亲是农民）后重新进行了分析。图2的结果显示，中国的非农民等级间相关性发生了逆转，且从1946-1955年的0附近逐步上升至1976-1985年的0.2（男性）和0.1（女性）左右。对比同期的美国数据，不难看出这一相关性非常低。总的来看，尽管中国的总体趋势与美国趋同，但中国非农子女的代际职业流动性仍然高于美国，即使是1976-1985年间出生的群体也是如此。
此外，图2的结果还显示，在剔除了农民出身的样本后，中国在代际职业流动性中的男女差异消失了。这表明，相对男性而言，中国农业出身的女性经历了更低的社会流动性。鉴于中国在该时期的生育率普遍较高，且基本不存在预先知道胎儿性别而导致的选择性流产，因此上述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农民家庭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强烈的重男轻女倾向。这一性别不平等背后的经济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家庭制度中，儿子是娘家的永久成员，其将与父母保持终生的经济关系；反观女儿，其在结婚后则被视作丈夫家庭的成员之一。因此，在这一价值观的驱使下，投资于儿子而非女儿将被认为更符合父母的自身利益。
虽然中国的父权家庭传统可以部分地解释上述现象，但这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的家庭制度曾多次受到几次重大社会运动的挑战和否定，包括五四运动、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进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家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章指出，1949年后中国农民家庭在社会流动性方面延续重男轻女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户口，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由政府控制的社会分层制度。户口的字面意思是户籍，是政府管理中国人民居住地的制度，其将中国人民分为农村和城市两类，后者享有前者无法享有的社会特权，如食品供应、公共住房、综合医疗、更好的学校教育、工作分配和养老金等。对于中国农村人民而言，向上流动往往意味着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
为了验证户口对中国社会职业流动性中性别差异的影响，文章按父亲的职业（分为三类：农民、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子女的性别和子女的户口来源（即童年时期的户口状况）来呈现职业状况的变化趋势。图3报告的结果显示，与其他群体相比，农民出身与较低的职业地位相关。然而，在所有样本中，除了 1976-1985年这一最近的样本群体以外，农村户口出身的人在所有三个父亲职业类别中的职业状况都明显存在有利于男性的性别差距。与此相反，文章并没有发现城市户口的女性在职业地位方面明显处于劣势。事实上，在1965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中，父亲是体力劳动者或非体力劳动者的城市户口出身的女性，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其职业地位平均高于男性。
为了说明农村户口女性的特殊劣势，文章进行了进一步地研究。未报告的结果显示，相对于男性，农村户口出身的女性明显处于劣势，而城市户口出身的女性则不然。例如，在1946-1955年间出生的群体中，农村户口的女性成为农民的几率比男性高得多（0.77 v.s. 0.66），而成为高地位白领的几率要低得多（0.03 v.s. 0.09）。随着农业人口比例的下降和高地位白领职位比例的上升，性别差异也在不断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户口对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性影响已被逐渐削弱。
其次，文章探究了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变化情况。由于人的职业并非一成不变，且以职业进行分类容易忽略同一职业内个体间的异质性，因此文章进一步对代际教育流动性进行了补充分析。图4报告的结果显示，教育的等级间相关性普遍高于职业的等级间相关性。例如，美国男性的教育等级间相关性约为0.4，而职业等级间相关性约为0.3。对比图4和图2可以发现，非农人口，尤其是男性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和代际职业流动性之间的趋势惊人地相似。此外，虽然不同出生年份的群体之间的变化不太明显，但中国女性的代际教育流动性似乎也与美国女性的代际教育流动性趋同。总的来看，与图1的结果相似，中国男性的教育等级间相关性整体低于女性。
同样地，文章也探究了户口在其中的影响。具体来说，除了按子女的出生年份、性别与户口来源进行分类外，文章还根据父亲的教育程度（分为三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使用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来衡量）进行分组。图5报告的结果显示，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长。同时，城乡教育差距一直存在。此外，在所有分类的子样本中，均未观察到城市户口出身的子女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然而，农村出身的子女的性别差异却很明显。具体而言，在1946-1955年出生的群体中，农村出身的子女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但在随后出生的群体中，性别差异逐渐缩小。同样，与代际职业流动性的结果类似，文章发现户口在限制中国女性代际教育流动性方面的作用很强（但正在减弱）。
Part3研究结论
为了探究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文章收集并分析了中国1945年后出生的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与代际教育流动性变化情况，并将其与美国同期的趋势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大幅提高。然而，剔除工业化的影响，最近几代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却在下降。同样地，中国的代际教育流动性也呈现类似的下降趋势。对于中美两国在社会流动性方面的差异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两国目前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而美国的高度工业化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此外，文章还发现，农村户口出身的子女在社会流动性方面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在早期出生的样本群体中，虽然城市居民和农村男性的社会流动性都很高，但农村女性的流动性相对有限。与男性相比，出生在中国农村的女孩处于严重的劣势，她们接受教育、脱离农业、从事高地位白领工作的可能性要低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化、教育扩张和生育率下降的力量削弱了农村户口对女性社会流动的强大限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消除了农村户口出身的子女之间的性别差距。虽然性别不平等并未完全消失，但中国在限制女性社会地位提高方面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
撰稿：金泽宇
编排：经管小黄
排版：高也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