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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为官者也想要步步高升，可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宁愿当副司令，副政委都不当司令员和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上级准备安排他当司令员，可他却再三请求担任副职，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推荐了两位同事担任主官。
他不做主官可不是力不胜任，因为就连毛主席都曾夸他水平不亚于自己，他就是毛主席的高参，深受毛主席信任且被伟人誉为是当代“孙子”的郭化若将军。
1955年毛主席曾属意他为上将，但郭化若却坚辞不受，只愿做中将。
为什么郭化若将军不愿力争“上游”？不做上将要当中将呢？他又是如何做到伟人高参一职呢？
黄埔军校人才
郭化若出生于1904年福建省福州市的一个贫寒家庭，家中虽不富裕，但父母极其重视对他的教育。
他3岁时就被家人安排到私塾念书，天资聪颖的他16岁就考上了福建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学费昂贵不得不转入农林学校学习。
因交不起学费再度辍学后，他辗转来到广州，以替人抄稿、写信为生。
1925年郭化若以榜首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毕业时又以优秀代表身份在万人典礼上发言。
可以这么说，郭化若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凡有考试，他必拿第一，对于这样的人才，作为校长的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
他曾经两次找到郭化若，想让他去给自己当秘书幕僚，没想到却被郭化若接连拒绝。
老蒋无奈又略带愠怒地质问他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时，郭化若虽心中一惊，却镇定自若说道：
“谢校长厚爱，但我身为军人应该战死在疆场上。”
事实上郭化若早在考上黄埔军校没多久时，就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接触到了大量优秀党员，于是便毅然决然加入了共产党。
只不过当时组织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他隐匿身份，直到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要求共产党人公开信息，郭化若才宣布自己的党员身份。
1927年，郭化若接受组织安排，远赴苏联进行军事学习。
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听到毛主席和朱德带领红军在井冈山进行武装斗争的消息后，心潮澎湃，一心想要回国投身革命。
当时军校校长开出优厚的条件，劝他留校任职，可郭化若还是于1928年底回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祖国。
1929年春，他来到上海党组织处报到后，便主动要求前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作。
在他得知毛主席和朱德的红军队伍，已经离开井冈山到赣南开辟新根据地时，又赶紧奔赴厦门，几经周折终于在当年8月到达龙岩，找到了红军大部队。
在毛主席身边
然而郭化若找到红军后，却没有见到自己最想见的毛主席，当时由于特殊原因，毛主席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郭化若深感遗憾。
但好在他见到了朱德，朱德对这个黄埔高材生早就有所耳闻。
二人一见面，朱德便开门见山说道：
“你来得正好，第二纵队还没有参谋，他们求贤若渴，你先到二纵队当参谋吧。”
郭化若到了二纵队后没多久，就展现了出众的军事才能。
在一次战斗中他以炮干掉了敌人的总指挥，缴获武器装备600余件，部队行至东江时，由于二纵队队长牺牲，他被任命为纵队长。
但郭化若当上队长后，却很忧虑，因为他发现一些干部素质能力堪忧，管理不好队伍，更不会行军打仗，作风也不好。
郭化若之前就读过不少毛主席的文章，也十分赞同他的理念，更钦佩他一针见血的思维逻辑。
再加上红军大会上对于未来发展方向，大家各执己见，无法获得统一的思想，综合种种情况，郭化若十分着急。
于是他在大会上婉转提出，想要请毛主席回来主持大局的意见，会议后他便趁热打铁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派人连夜送到伟人的住处。
与此同时朱德、陈毅等人，也认为红军离不开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于是当年11月26日毛主席被任命为前委书记，重新主持工作。
毛主席回来见到朱德后，便问他：
“我听说有个叫郭化若的，是黄埔高材生，他现在在哪？我想见一见。”
朱德通知警卫员把人带来后，毛主席上前一步主动握住他的手说：
“给我写信的就是你吧，你提的建议很好，思路也很清晰，难得我们红军里又多了一位人才。”
这时朱德也笑着说：
“没错他是个人才，我正准备让他当我的参谋。”
没想到毛主席一转头看向朱德笑着说：
“哎，你是行伍出身，我是秀才当兵，还是让他跟着我吧。”
两人互不相让好半天，朱德无奈只得说道：
“那就让郭化若当红四军参谋处长，同时也做你的军事秘书，这样可以吧。”
毛主席也大笑着点头同意了。
于是郭化若便身兼两职，同时在毛主席和朱德身边工作，协助领导制订反“围剿”方案。
然而到了1931年，由于形势变化，郭化若离开了一线队伍。
第二年进入红军军事学校担任教官，同时他的“党票”也被取消了。
尽管遭受了人生重大打击，可郭化若并未怨天尤人，也不曾灰心丧气，他依旧兢兢业业地教学，并且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
红军准备长征时，军校的训练部长钟剑伟更是力保他，才让其没有成为“留守人员”，长征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工农红军训练处处长。
为了提高学员们的军事水平，他白天主力教学，讲沙盘，晚上编写训练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几个昼夜不眠不休后，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严重问题。
或许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耽误正常的教学工作，于是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毛主席收到信后，也很重视，回信嘱咐他注意调整工作节奏，同时也安排他到延安治病。
交接好手头的工作后，郭化若便来到了延安，见到毛主席后，主席先递给他一份电报稿让其修改，接着又说：
“化若同志，有人说你平时有些骄傲啊，你自认为如何呢？”
郭化若有些委屈地应道：
“主席，我连骄傲的资本都没有，到现在也没有对象，别人一听我不是党员，转头就走。”
毛主席沉思片刻后说：
“你是受了很多委屈啊，人也瘦了很多，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之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谈。”
自那次谈话以后，毛主席就非常关注郭化若，组织部长陈云经过详细调查，弄清过往事实后，也为他恢复了党籍。
紧接着郭化若便被调整到重要岗位上，先后担任军委局局长，抗大分校校长等要职，他重回主席身边后，除了帮主席出谋划策外，还从事战略研究工作。
研究《孙子兵法》
1938年忻口一战失利后，毛主席反思了很久，他找到郭化若说：
“国民党将领中有一些思想顽固，保守者，他们听不进马列，更搞不清唯物辩证法。你能不能写点古代兵法案例，这样他们听得懂也好接受。”
郭化若点点头后，回去连夜就写出了《赤壁之战关于民族抗战的启示》《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等论文。
许多国民党将领看完这两篇文章后大为震惊，不少人甚至直接给杂志社寄信说：
“此文发人深省，让吾等醍醐灌顶。”
眼见郭化若的文章在军事领域引起了不小反响，毛主席觉得应该趁热打铁，于是便让郭化若对《孙子兵法》再进行深入研究。
话说伟人对于《孙子兵法》一直颇为重视，但他日理万机实在没有时间一一详解，于是作为高参的郭化若便接过任务。
在研究之前伟人特意对他说道：
“研究《孙子兵法》要注意与孙子所处的时代相结合，搞清楚他们的经济状况，思想意识，这样才能更深刻理解《孙子兵法》。”
而后的郭化若也不负毛主席所望，他写出了共4万字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
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于《孙子兵法》进行全面的详解，毛主席看过之后非常满意，于是便推荐郭化若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进行演讲《孙子兵法》。
自此之后郭化若的名字便和“孙子兵法”联系在一起，国民党内部不少将领更是人手一本这书，许多人拜读后，纷纷询问到重庆开会的周总理郭化若是谁，是不是郭沫若的兄弟。
周总理也是幽默地应道：
“他跟郭沫若没关系，更不是郭沫若的亲戚，是毛主席的高参，不过他在军事理论界的地位也相当于郭沫若在文坛的地位了。”
1939年，中共中央军委准备在延安举办参谋训练班，其中的“战略学”是训练班里的重头之重，训练班的负责人专门找到毛主席，希望伟人能给大家讲讲“战略学”。
但毛主席由于工作忙分身乏术，于是他便向训练班负责人推荐郭化若作为主讲人，在看到对方面露难色时，毛主席哈哈一笑说：
“你就放心吧，郭化若的水平不亚于我。”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于郭化若的赞赏和信任。
大局为重
解放战争时期，郭化若主动向毛主席提出想要到一线去，毛主席答应后，他便被派往华东战场作为军区副司令员，而后又转入野战纵队担任纵队副司令员，纵队政委等职。
而郭化若发生本文开头不愿做主官，只做副职的事就发生在1946年，他刚到前线部队不久，陈毅决定让他担任鲁南军区司令员。
可郭化若考虑到未来内战爆发趋势，鲁南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前沿阵地，但自己一直都属于后援幕僚角色，并不完全熟悉战场形势。
原先在鲁南工作的张光中、傅秋涛等同志比自己更了解情况，于是便提出自己可以当副职，为主官打下手。
不得不说郭化若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贪功冒进，凡事以大局为重的团结协作精神的确值得让人敬佩。
1948年8月郭化若被调到华野四纵担任政委没多久，淮海战役就拉开了序幕，直至次年1月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被俘。
话说杜聿明被俘虏后，是一贯的傲娇看哪个四纵的干部都不顺眼，但当他听说郭化若来看他时，立即起身相迎。
两人相见后，郭化若客气对他说道：
“算起来您还是我的学长，我是黄埔四期毕业的。”
杜聿明也是满脸笑意，毕恭毕敬地应道：
“哪里哪里，您的大作我都读过，以古贯今，分析得条条入理，让人茅塞顿开。”
在跟郭化若深入交流数次后，杜聿明的情绪稳定下来，对于后续工作也配合很多。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评级时他听到自己可能会被选为“上将”的消息，便主动找到毛主席说：
“我一直都从事军事理论，在后方工作比较多，比起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军们算不得有功绩。我还有个心愿就是想把《孙子兵法》里难懂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打战时时间紧，现在安定下来了，请您同意我继续做这件事。”
毛主席沉思一会后便同意了，后来郭化若便被评为“中将”，而他也趁着当年在庐山养病的机会，重新拾笔，不但将《孙子兵法》13全部翻译完全后，还进行重新排版。
两年后毛主席读到他的这本新书后，也不禁感叹道：
“古有孙子，今有郭子。”
作为毛主席曾经的高参，郭化若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能够得到伟人如此高的赞誉，由此可见毛主席对他是由衷地欣赏。
结语
1973年，郭化若重新复出工作后，毛主席钦点他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接着他便开始带领一批工作人员编写战史。
郭老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编写战史是一件老老实实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了省事，更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不得不说郭老严谨治学的态度也是相当令人敬佩，时至今日，他的《孙子兵法译著》仍然畅销，为后人学习《孙子兵法》的智慧提供优秀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