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的勤俭耕读
曾昭燏（1909.1.27——1964.12.22）是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第一位女博物馆馆长。
曾昭燏
1909年，曾昭燏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乡“万宜堂”，这是中国近代绵延两百年的世家大族——曾国藩家族的故乡。按照曾家“国、纪、广、昭”的排列，曾昭燏属于第四代；一个“命中缺火”的女婴，长辈赐名为“燏”（yù）。
曾昭燏的曾祖父，是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常年在家乡照顾长辈，督课子侄，对曾氏子弟教育贡献最大。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曾氏家训”---“耕读为本、勤俭持家、坚忍不拔、求阙至善”，起源于曾国藩，但真正让它贯彻执行、绵延不绝的是曾国潢。
曾昭燏的父亲曾广祚，前清举人，清县学附生，江苏候补道。母亲陈光璐，出身于书香门第，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女；其祖父陈岱云与曾国藩为同科进士，官至翰林。陈光璐自幼熟读经史，琴、棋、书、画俱工，并通中医。
曾昭燏的大哥曾昭承，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同年考取庚款留学生，哈佛大学经济系学士，威斯康新大学经济学硕士；回国后在国民政府任职，日本投降后不久去台湾，任台湾工矿公司总经理。
曾昭抡
二哥曾昭抡（1899.5.25—1967.12.8），也是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同年考取庚款留学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先后执教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辅仁大学。
曾昭燏出生不久，家道开始中落，但在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中长大的她，却有着一种与同龄女孩不一样的气质。她幼读私塾，由族师曾筱屏先生讲授《十三经》。从小精读古籍典藏，拥有非常扎实的国学基础；受严格家教熏陶，孝敬慈母，和睦兄妹，而且聪明、伶俐。
曾宝荪
1923年，刚满14岁的时候，曾昭燏离开荷叶乡来到长沙，进入堂姐曾宝荪（1893.3.9—1978.7.27，伦敦大学教育学学士）创办的艺芳女子学校（中学）读书。曾宝荪是曾国藩的曾孙女，第一位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教育学的女学家。艺芳女校是曾宝荪与胞弟曾约农（伦敦大学博士）1918年在长沙创办教会学校。曾宝荪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8年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1948年被选为国大代表，成为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典范。这位新女性，为了教育事业而始终独身一人，影响了曾昭燏一生。
在基督教会的学校里，作为校长的曾宝荪期望学生“好学，又不专读呆书”，能“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能“守校规，又能提出有条有理的建议”。这些校训和教育方法给少年曾昭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生平做人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国学大师的“入室弟子”
1929年夏，20岁的曾昭燏中学毕业。校长曾宝荪劝其留在长沙升学，日后好在艺芳女校教书。曾昭燏出于对堂姐的崇拜，愿意留下。但是，曾昭抡力阻不允，并召其到南京或上海升学。在曾昭抡的坚持下，曾昭燏来到上海住到法租界曾昭承家中，由正休假住在上海岳父俞明颐家的曾昭抡负责为其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经曾昭抡一个暑假的辅导，曾昭燏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
1929年秋季，曾昭燏成为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学生。那一届，中央大学有两个女学生特别引人注目：文科的曾昭燏，理科的吴健雄。1927年，吴健雄以优秀成绩从师范学校毕业，任该所小学教师。两年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一年后转入物理系。
1930年，偶然的一次机会，聪明、好学的曾昭燏在好朋友、胡小石的女弟子游寿（1906～1994，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的建议下，开始旁听胡小石教授的甲骨文和金石课程，大受震动，这是引领她走向艺术文化世界。只要有时间，她就会去听胡小石讲课，深感胡小石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于是每课必听，并亲自登门请教。大学二年级，曾昭燏转入国文系，获得国学大师胡小石教授的器重和培养，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可谓名师云集，高手如林，如黄侃、吴梅、胡小石、厉麟似、杨树达等均于此执教。
胡小石（1888—1962年），名光炜，晚年号沙翁。原籍嘉兴，生于南京、长于南京。其父胡季石为晚清举人，曾在南京候补，故举家迁居南京。胡季石长于古文和书法，家藏文物典籍十分丰富，特别是青铜、甲骨之器。故胡小石自幼受熏陶，既有正统的国学根底，又接受了最新的甲骨金文学术训练。
胡小石
胡小石幼时好学不倦，1902年，14岁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中举。1906年，胡小石考取了设于南京、被后人称之为“学府圣地”的两江师范学堂（中央大学前身）。
在两江师范学堂胡小石受到学堂监督（校长）是李瑞清（梅庵先生）青睐，亲自传授正统的国学。身为国学大师的李瑞清，亦精于碑学，是清末民初名扬海内外的大书法家。因此，除国学外，胡小石又得其亲授书法，始学《郑文公碑》，继学《张黑女碑》，由此书艺大进。李梅庵是乾嘉学派巨擘，而当时乾嘉学派的考据方向已开始倾向金石文字，李梅庵更是其中翘楚。
1911年，23岁的胡小石从两江师范学堂毕业时，被梅庵先生留校任附中教员。梅庵先生还介绍他拜当时诗坛“同光体”领袖陈三立（曾昭燏的舅舅）为师，攻习诗词。
辛亥革命后，两江师范学堂停办。胡小石先受聘为江苏第四师范博物教员，后赴长沙任明德中学博物教员。此后十年，辗转上海、武汉、北京等各地的任教。1924年胡小石返回南京定居，在城北将军巷31号筑小楼居住，题名“愿夏庐”。应金陵大学之聘，胡小石为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同时兼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授及中文研究室主任。
胡小石是中国文字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艺术家。在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戏剧，无所不通，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被学术界誉为“全能学者”。胡小石尤以古文字学、书学、楚辞、杜诗、文学史最为精到。
曾昭燏在《忆胡小石师》有一段颇含深情的回忆：“余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课，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字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师所居在城北将军巷……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贴，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
1931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曾昭抡，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之邀去北京大学当化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原本居住在曾昭抡家的曾昭燏，移居胡小石“愿夏庐”吃住，这一住便是三年。胡小石也喜爱这个单纯好学的女弟子，师生二人相夕与共，留下诸多温馨的慈父爱女般的深情厚谊。胡宅的藏书楼卷帙浩繁，这里也成了曾昭燏的自习室，往往迷到“竟日不下”地步。
曾昭燏的书法
她跟着胡小石研究金石、书法、历史、考古、音韵等，师生二人经常就文学的话题展开讨论，那段时间她像一块柔软的海绵，努力地吸收。在良师益友胡小石教诲培养下，曾昭燏无论是在为人还是学问上皆受益匪浅，为其今后从事考古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昭燏的书法有着别样的气息，风格浑朴、秀整，于雄浑中透出娟秀之气，有着强烈的金石气息，体现了她深厚的笔触功力。
曾昭燏回忆与胡小石揽胜之趣：“逢春秋佳日，常邀弟子二三人出游，余多随侍。相与攀牛首，登栖霞，探石城之故迹，揽莫愁之胜景，尝于夏日荷花开时，天才微明，即往玄武湖，载一叶扁舟，破迷茫之晨雾，摇入荷花深处……又尝樱花盛开之际，游孝陵及梅花山，坐花下高吟唐人绝句，音调清越，回荡于林木之间，其雅怀高致可见矣。”
1933年，曾昭燏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大学学业。曾昭燏担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现金陵中学）国文兼职教员，同时担任学生刊物《金陵钟》的指导教师。1934年，曾昭燏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生班。次年，已在金陵大学念研究生的曾昭燏，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国内学位并辞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教职，自费去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她的目标很简单，中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却苦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匮乏，学习近代西方考古学的先进方法，为中华文明服务，就是为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点燃一盏希望的烛火。那种穿越时空维度的探索，让她仿佛能触到文明伊始的脉搏。
专攻考古学的女留学生
曾昭燏找到了自己最大的兴趣，那就是考古学。这门看似枯燥而艰涩的学科，让很多女孩子望而却步，曾昭燏是唯一出国攻读考古学专业的女性。在她心里，有的只是触摸历史痕迹时的动容，和延续文明的使命感，而那些男女之别，教条之限，在她心里轻如一阵耳旁风。
通观中国近代杰出女性活动的领域，多是在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几个门径中来往穿梭，而曾昭燏却从古文字学入手，最后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而且能坚持下去，并蔚然成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奋斗史上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异数。
20世纪上半页的现代考古，一流的女性考古学家难得一见。因为现代考古门槛比较高，要有中国传统的历史文献、金石学及古文字的基本训练，还要具备西方考古学理论的素养，对女性而言，这一领域没有充足的学养和坚强的毅力是很难胜任的。在当时凤毛麟角的中国女留学生中，曾昭燏是唯一攻读考古学专业的。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释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男子在事业上的任何成就，女子同样可以取得。
1935年3月13日，曾昭燏由二位兄长送至上海码头，登上意大利邮轮，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费用是由两位兄长的资助。
曾昭燏留学英伦攻读考古学学位的导师是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讲座教授叶慈(W.P.Yetts，1878—1957.5.14)，他1903年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军医学校，1912年辞去军职。次年，任驻华英国使馆的医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叶慈在英国陆军医疗队工作。复员后，1920-27年在英国卫生部工作。 叶慈在中国任职时，便对于中国艺术和考古学发生爱好，曾下过一番功夫。 西方社会中研究中国古代铜器的学者，除了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教授以外，要算叶慈是比救有成就的一位。 所以伦敦大学于1932年设立中国艺术和考古学讲座教授时，便延聘叶慈为教授，一直到1946年。
叶慈的重要著作，首推 《猷氏集古录》（铜器部分二卷，1929年版、1930年版，佛教雕刻部分一卷，1932年版）与《柯尔铜器集》（一册1939年版）。叶慈曾花费二十多年致力于“ 中国古代陶器考” 一书的写作，一直没有脱稿。
正是在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里，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夏鼐（1910.2.7—1985.6.19）等三位海外学子不期而遇了。夏鼐是在傅斯年（1896.3.26日—1950.12.20）的建议下专攻考古学的。新中国考古界，有“南曾北夏”的说法，南曾是曾昭燏，北夏就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掌门人夏鼐，他们代表了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考古学的最高成就。
在伦敦，她给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写信求教，言辞恳切：“冒昧地写信麻烦您，希望您为我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我学什么东西最有用处，赶快回信给我，因为我在暑期中必须决定下学期的计划。您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惮烦地指教我。”
在伦敦求学的曾昭燏，终日埋首苦读，她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科学的方法。曾昭燏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写出毕业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文中列举了从2082件古代铜器上整理出的600余种徽识。这部颇见功力、洋洋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就是在胡小石《古文变迁论》基础上深入细致研究，体现了胡小石的治学渊源和精髓，特别是对音韵学的感悟、研习更是颇得要领。论文既为曾昭燏取得了硕士学位，也为她在国际考古学界初步奠定了学术地位。1937年6月，曾昭燏获得伦敦大学考古学硕士学位。
曾昭燏的硕士文凭
月底，曾昭燏与刚结束学业的俞大絪（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昭燏的二嫂）、俞大缜（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姐妹一起离开伦敦抵达巴黎，在稍事游览与休整之后，俞家姐妹购买船票归国。曾昭燏的进取心极强，按照与前辈学者、中央博物院李济（1896.6.2—1979.8.1）的约定和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维希威格(Schleswig)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后又去慕尼黑博物馆参加藏品整理和展览设计等实际工作2个月。她后来在回忆德国实习时的收获说：“在德国的一年时间，对我以前的学习是很好的巩固，更重要的是我接触实际，看到和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写上或者没有说清楚的东西。”这是她留给后人治学之道的经验总结。
李济
李济，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正式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学者，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所主持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
1938年，曾昭燏从德国回到英国伦敦大学，任叶慈教授的助教，终日埋头苦干在工作室里，分别写成《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论文和《博物馆》专著初稿。
当时，中国正处在日寇侵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眷念灾难中的祖国，曾昭燏主动放弃放弃英国大学考古学院之聘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心愿，决心辞去教职，于战火纷飞的1938年9月由英国转道法国，从马赛港启程回到昆明。
民国才女的丰功伟绩
回到祖国，曾昭燏加入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工作，被筹备处主任李济聘请担任专门设计委员。奔波于川、滇一带从事考古研究及征集、调查、发掘等工作,从此，曾昭燏将毕生精力献身于祖国的博物馆和考古研究事业，前后达26年。
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曾昭燏参与发掘马龙遗址、佛顶甲乙二遗址、龙泉遗址等，获得大量文物资料。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运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进行的“锄头考古”活动。
在很长时间里，曾昭燏是中国考古田野里唯一的女性。她利用自己的学识，投身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和吴金鼎等在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不辞劳苦地整理出版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和夏鼐等在四川彭山一带调查和发掘汉代崖墓，发掘成果极为惊人。
1941年2月曾昭燏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她与李济等人夜以继日将博物院文物登记造册，装箱编号协助文物西运，连同运出的还有来自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一万多箱珍宝，避免了这些国之重宝沦入敌手。
东汉崖墓群
1948年曾昭燏参加了联合国博物馆协会，是当时该协会的九名中国会员之一。这时期，曾昭燏著述颇丰，与李济共同署名完成自己的扛鼎之作、中国第一部博物馆专著《博物馆》，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的奠基巨著。《博物馆》虽然篇幅短小，但是一直被奉为圭桌。嗣后的博物馆史研究基本秉承了这个体系，多着眼于辨识细节和完善脉络。
曾昭燏是既能做学问，又能做事情的一代女杰。除了著书立说，曾昭燏还完成了她一生中最为得意成就——复建中央博物院（现为南京博物院）的大殿。此殿为仿辽建筑，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徐敬直先生设计，梁思成先生定稿。
原来的国立中央博物馆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一些人策划将中央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运往台湾，曾昭燏与郑振铎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群起而反对。在运台文物启程时，她再次明确声明：“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任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1949年4月，她联合吴有训、陶孟和等人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在他们的坚持下，三批运到台湾的852箱文物终于全部运回了大陆。
曾昭燏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毅然留在大陆，迎接人民革命的胜利。1950年3月，国立南京博物院正式成立。她任副院长兼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她即与潘菽、刘敦桢、朱偰、罗尔纲等一批专家、学者开展对南京附近六朝陵墓石刻和南京市内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壁画进行调查，并向上级机关提出保护措施，促成这批六朝陵墓石刻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太平天国纪念馆的建立。
1950年，曾昭燏亲自主持对南京市郊祖堂山南唐二陵进行科学考古发掘。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全国第一次对封建帝王陵墓的发掘，并在田野工作结束后，及时组织力量编写报告，主编《南唐二陵》一书（文物出版社，1957年）出版，赢得国内外史学界高度评价，成为研究我国五代史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同时，她潜心“湖熟文化”的考古发掘，为探讨我国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商周时代江南土著文化，做了前人未做的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撰写的《试论湖熟文化》（与尹焕章合撰）至今仍是南博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
南唐二陵
1954年由华东文物工作队在山东沂南发掘的一座大型汉画像石墓，曾昭燏主编《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一书（文物事业管理局，1955年）出版，其学术价值也为世界学术界所赞扬。她编写的《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及《沂南古画像石墓的发掘报告》，至今仍是南京博物院存档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1955年，曾昭燏任南京博物院院长。自她以后，南京博物院有条不成文的院规：本院做考古工作者，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投身考古文博事业后，曾昭燏认为博物馆应该具有教育的功用，也正可以实现她早年“教育服务无数人”的志向，她是真正把一生嫁给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她亲力亲为地做了很多工作，从展陈的设计大纲、选择藏品、编排辅助材料，到提取文物、写文字说明以及现场布置等每一道工作程序，都亲自审查，严格把关着每一道工序。与同事们商量、斟酌再三，甚至每每面对陈列展览的文字说明都要诵读出声，力求文字既要简明扼要，又要通俗易懂，以便让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所接受。
60年过去了，拨开冰冷的历史，我们望见的是一个充满了才情和魄力的女学者。曾昭燏无比地爱着这个世界，所以她想要保护好她心中世界最美丽的样子。今日神州大地的繁荣昌盛，可以告慰把一生贡献给中国文博事业曾昭燏泉下之魂。
后记
20世纪70年代，我在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上学。经常到学校图书馆“打工”----课余时间帮助图书馆整理图书，“报酬”是可以进书库翻阅馆藏书籍，这在文化凋零的时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南京十中图书馆
图书馆里有位不允许上课的、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 ”：30年代金陵大学国文系毕业生宋家淇老师，古文修养极高，在南京中教界是出名的学问大家。他的书法，更是闻名遐迩，南京街头有不少店铺的门头用的就是他的墨迹。
有一次，我向他吐槽：毫无征兆地被学校任命为学校板报主编，我既不是学校板报的成员，也不是学校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因为前任主编被突然换掉，不知谁推荐或者谁看中了我？可是，没有人告诉我板报主编工作的要求与具体任务，我只好勉为其难地独自一人挑起这副重担。
作为30年代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现金陵中学）学生刊物《金
陵钟》的主编，宋老师深情回忆他在中学读书时，如何组织撰写文章与编辑刊物，对我有很多启发。宋老师告诉我，在主编校刊《金陵钟》时，曾受到过一位金陵大学研究生的指导，如何具体，如何有效。当然，宋老师并没有透露指导教师的名字，就更没有讲出她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的家族后人。
不过，宋老师还是无限深情地痛心回忆，可惜啊！她50年代在南京灵谷寺的第七层跃身而下自杀身亡。
灵谷塔
灵谷塔是一座八面九层宝塔，由钢筋混凝土及苏州金山花岗石建造。它是30年代国民政府为纪念北伐阵亡将士修建的的纪念塔，是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中一个重要的组织部分，位于紫金山上的灵谷寺旁。灵谷塔是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和中国建筑师董大酉（1899～1973）设计的，造形优美，典雅庄重，具有民族风格和特点。
作者：东南一叶，工科出身，学术执业，爱好文史，民国人物传记与艺术游记有多篇文章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