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佳
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的祖籍大多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可谓衣食同源。经过几代人的赓续奋斗，当地的华商规模逐渐扩大，并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脱颖而出，展现实力。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海外华商群体通过其在所在国的影响力，与中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将对内地企业提升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出海”提供助力。
乡缘为基：早期垦荒与社群构建
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多为离乡谋求生存或躲避战祸，大多是同乡或宗亲，拥有同样的姓氏、乡音、信仰和文化传承，通过建立同乡会、商会、工会等社会团体，发挥其社会组织纽带作用，而后逐步发展壮大，并建立和巩固在海外的根基。
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诗巫市就极具典型性，在这个30多万人口的小城，华人约占40%。大概在100多年前，福州人黄乃裳带领1118名乡民穿越中国南海定居诗巫，开始了诗巫福州人的大规模垦荒活动。英国学者沃克尔曾在其著作中，记录了当时在诗巫市看到的华人经商情形：“诗巫的这条河非常宽，宽度将近一英里，河岸旁就是马来人的村庄。华人在这里大做生意，通过这条河从达亚人和其他当地人那里获得巨大的利润。”
在这个被称为“新福州”的城市中，华人多为福州十邑移民及其后裔。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逐渐在当地筑牢华人社群根基，并通过世代耕耘的传统棕榈油业、木材业等活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当社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基于乡音相连、风俗相通、利益相关等特点，这些华人开始通过建立组织的方式，推动当地社群的社会化发展，其中以商会最为典型。
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商会包括诗巫中华商会、诗巫福州公会等。凭借贸易活动带来的经济收益及经商群体的壮大，商会成为这些华人在海外立足、兴业、办学的基础，在助推诗巫市——这个马来西亚新兴城市的商业繁荣、基础设施及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后，更多的“诗巫”在东南亚各国发展起来，它们各具特色，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乡音也逐渐遍布东南亚。
除了商会，这些华人也以文化为纽带建立了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宗亲会、恳亲会，其中大多由海外华商牵头发起并组织活动，定期寻根祭祖，访问交流，寻找商机。例如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就是全球福州十邑籍华人的国际性联谊组织，由同属于福州语言文化圈的华人组成，定期选择不同地区轮值主办大型全球性恳亲大会。
组织演进：从家族企业到跨国商网
海外华人商业团体最早脱胎于乡团组织，初期多为家族或宗族式企业，之后随着企业规模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在商业发展进程中依托紧密的商业纽带逐渐形成所在地的商会、工会，并壮大为全国性及区域性的商业社团组织。
在众多华商社团组织中，具有规模性、影响力及代表性的是中华总商会及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各国经贸主管部门共同设立的商务理事会。两者相同之处在于，皆是依据当地政府法律法规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性商业组织，理事及成员均有各自的商业及企业体系；不同之处在于，相比中华总商会，商务理事会旨在加强国家之间或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带有一定的政治或政策属性，更加注重发挥促进经贸合作的职能作用。
中华总商会的历史悠久，现已遍布全球，但在东南亚各国更具代表性。中华总商会在东南亚各国不同城市设有分会，分布较广。各地分会依托商会平台，发挥会员自身的行业及专业特长，共享商业及政策资讯，团结华商企业，密织商务网络。例如成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原名“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是在东南亚较早设立的跨越地缘和行业的华人商会之一，由其发起的世界华商大会，至今已举办十七届，召集人组织包括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泰国中华总商会等，旨在向全世界的华商提供加强经济合作的平台。
随着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华商开始与当地政党建立密切联系，并通过选举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参政，谋求政治地位，以维护华人及社团的权益；同时，通过参与政党事务等渠道回馈经济支持者以及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方支持民众，从而影响执政党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政策。从这个层面来说，华商群体对中国外交及经济政策在海外的实施及影响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跨地区政策沟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反哺故土：与中国式现代化双向奔赴
百年间，海外华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资金支持、文化支持、技术及管理支持等。从改革开放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海外华商助推了内地企业家商业思维的成熟，拓宽了中国现代公司治理的维度，也为内地企业在法治化、市场化等层面与国际接轨提供了帮助。
其中，东南亚华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的发展成就、市场机遇及资源，也被他们通过自身视角、资源及多种平台，推介给世界。
享有“亚洲糖王”和“酒店大王”之称的郭鹤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外资投资的推动者之一。他通过嘉里集团和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建设了北京国贸中心等标志性商业地产项目，推动了中国现代商业基础设施的升级。他还将国际化的酒店管理经验引入中国，提升了国内酒店业的整体水平。郭鹤年注重规范化管理和透明化运营，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国际化治理范本，同时大力培养本土管理人才，帮助中国企业提升管理能力，还通过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教育、环保等公益事业，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郭鹤年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还通过其国际化视野和先进理念，推动了中国企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成为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现已是百年老店的泰国正大集团，是泰籍华人谢易初先生创办的跨国企业。20世纪20年代，祖籍广东澄海的谢易初远赴泰国谋生，在曼谷从卖农作物种子的“正大庄”起家，逐步壮大。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正大集团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并不断加大在华投资力度，秉承“利国、利民、利企业”的三利经营理念，在农牧食品、批发零售等领域深耕多年，大力支持中国的产业扶贫、公益慈善工作，在广大华侨华人、海外华商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的历史时期，海外华商通过大规模投资和技术引进，推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绿色能源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利用其全球化网络和资源优势，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提升中国品牌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促进了中外经济互信与合作，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时代机遇：开启区域合作新篇章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海外华商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2025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12周年。国务院新闻办披露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年均增速7.5%，2023年双边贸易额达9117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5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4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规模均突破一千亿美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也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供了强劲助力。2023年，中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合计进出口12.6万亿元，较协定生效前的2021年增长5.3%。深入推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有利于华商在政府、产业和企业中构建“三位一体”的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中国—东盟区域性合作的重要抓手将会越来越多，合作载体会越来越丰富，开放合作也会更加机制化、常态化。
国际产能与投资新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互设的国家级产业园区等多种合作方式和投资形态，推动内地与海外华商合作共赢的纽带越来越长、越来越牢固。
自199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以来，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先后在国内设立产业园区，吸引外资、借鉴经验、发展产业、再造新城。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双园”模式更是开创了中国同东盟国家互设国家级产业园区的先河，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旗舰项目。在政府引导及政策支持下，其中不乏华商的身影。利用这些平台，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借船出海，在新能源、交通、机械、金融、通信、物流等行业与海外华商进行合作、互动，利用华商的媒介作用及平台资源合资办企或设立机构，促进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在中国和海外双向落地。
截至2024年7月，中国同东盟国家累计双向投资超过40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400亿美元。2024年全年，中国对东盟地区投资增长较快，较上年增长12.6%，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
从19世纪的拓荒垦殖到21世纪的全球布局，海外华商始终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践行者。他们以乡缘为起点，用商业智慧在异域开枝散叶，又在改革开放中反哺故土，书写了“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传奇。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一群体赋予了新的使命：他们既是区域产业链的整合者，也是民心相通的传播者。面对数字化与绿色经济浪潮，华商需进一步融合传统纽带与现代治理，在维护文化认同的同时创新合作模式。历史证明，他们的成功从来不止于商业利润，更在于构建跨越国界的信任网络。未来，随着RCEP深化与东盟共同体建设，海外华商必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架设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之桥，在全球治理中发出更响亮的东方声音。
独家对话
拿督马汉坤：
华商和商会应积极扮演桥梁角色
马来西亚拿督马汉坤先生担任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董事，也是中国—东盟（马来西亚）企业家协会会长、世界马氏联谊总会会长。作为中马“商务使者”，他见证了中马两国的合作与发展。
作为《董事会》杂志的撰稿人、长期关注并积极投身中马合作的人士，笔者前不久与拿督马汉坤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拿督马汉坤先生从海外华商的视角，分享了他的理解和感受。他认为，在中国与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华商和商会应积极扮演桥梁的角色，特别是在经贸合作项目上要起到牵头作用。
问：关于东南亚华商，您能谈谈他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吗？
马汉坤：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地位是几代人发扬勇于开拓、敬业奉献的精神，在付出无数艰辛与努力后取得的。他们从一无所有、背井离乡，凭借令人叹服的开拓精神和辛勤劳动，不仅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来，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在马来西亚，部分华商早期先从事劳力工作，后来开始做一些面向当地华侨华人的小生意，并逐渐将家里的亲戚、邻居、同乡也一同带到马来西亚发展。
行业上的发展和带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商群体的行业习惯并沿袭至今。比如早期的福建人多数从事建筑、建材和五金等相关行业，一直延续至今；海南籍华人原给英国人打工，或到雇主家里帮忙照顾家庭生活，或在英国人开设的俱乐部里做餐饮、做服务生，后来这部分人多从事餐饮、咖啡店等行业；客家人多开药材店和布庄，因此华商群体中从事药材、布匹等行业的多以客家人为主。
问：东南亚华商群体在推动马来西亚等国家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马汉坤：这些华商在马来西亚（英殖民地时期叫马来亚）的城市建设和开荒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马来西亚许多主要城市早期都是由华人开拓的，比如广东惠州惠阳客家人叶亚来，1854年随乡人乘船至马六甲，先以普通劳力为生，后通过努力不仅任吉隆坡地区的行政首长，当时有“吉隆坡王”之称，也拥有庞大的商业资源。另外，马来西亚当时的霹雳州太平市、吉隆坡等地有很多矿业（主要是锡矿）也是由华商开拓的，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劳动，帮助马来西亚把这些地方发展成为大城市，带动了城市及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马六甲海峡地区是东南亚华商最活跃的地区。这里的华商主要从事地区的国际贸易，也进行对华贸易，他们的商贸活动带动了周边内陆地区的商贸活动和经济发展。马六甲作为早期中国和东南亚的货物交换转口港，曾吸引了一批商人来此停留和进行贸易，华商对这一地区的商业开发贡献很大。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马六甲逐渐成为东南亚的商贸中心，而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可以说，华商尽管从事的行业不同，但他们对东南亚国家的城市开发、地方建设、商业及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问：在中国与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华商、商会如何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推动形成更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马汉坤：共建“一带一路”及中国—东盟合作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作为华商和商会，应在其中积极扮演桥梁的角色。在诸如政策联通、贸易互通等大合作、大联通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华商、商会在一些合作项目，特别是经贸合作项目上都积极地起到牵头作用。比如，我担任董事的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就是一个两国经贸合作的平台，这个平台在许多合作项目中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推动项目引进等相关事宜。
在这个过程中，华商与政府部门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2017年，应当时的马来西亚农业及农基产业部邀请，在我本人和一些华商的推动下，2017马来西亚（南宁）榴梿节在南宁盛大开幕。这是马来西亚政府部门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以榴梿为主题的农产品推介活动，当时这场活动的宣传、推介很成功。榴梿节两天吸引了16万人次，为提升马来西亚榴梿在中国的知名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推动了之后马来西亚整颗冷冻榴梿出口项目的顺利落地。2024年8月24日晚，第一批马来西亚鲜食榴梿送抵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后，陆续分拨至北京、上海、深圳、厦门、沈阳等地，全程冷链配送。这是继2024年6月中国海关总署发文批准马来西亚鲜食榴梿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后，首批入华的马来西亚鲜食榴梿。这些新鲜的榴梿的运送，成为华商搭桥、民间交流、战略合作的经典案例。
中马两国一直是友好往来、真诚相待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2024年是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建交50周年。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商会组织，而是发展成为具有较强双边属性的商会组织。理事会的工作范围涉及面很广，但专注于促进中马双方在各个领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由于马来西亚华商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且马来西亚政府与中国政府关系相对密切，两国之间的往来日趋频繁，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也趋向深入。未来，马来西亚以及其他东南亚华商，将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互通往来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现任职于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