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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3年，曾志在干休所的小书桌前铺开信纸，决定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在信的开头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 1928 年上井冈山的红军战士。”
这里她调派到西安工作，周围的人看起来和和气气，实际上总是把曾志当成外人，省革委会的内部会议也极少通知她参加，曾志实在憋不住了，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
随后她在信里写道，这封信并不是想要申请所谓区别对待，只是希望能够正常参加工作，能和当年的战友一样，拥有一套红军的军装。
曾志写这封信是有原因的。
当时曾志被下放到广东乐昌县牛田洋农场劳动，作为 192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她在农场里和普通工人一样插秧、挑粪，但在她的箱底始终珍藏着红军的军徽。
此时距离周总理批准她从广东农村调回北方已过去三个月，可这个曾经在井冈山扛过步枪、在长征中爬过雪山的老红军，此刻却像被关进了无形的牢笼。
进入和平年代后，红军应该如何处置？
1972年初，周总理就曾经提出，要让红军老同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曾志也接到了凋令，前往西安开始新的工作生活。
刚开始，曾志心里对于新生活是十分期待的，然而现实比寒冬更刺骨。
曾志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并不怕劳动，但就怕被边缘化，她认为自己曾经也是个井冈山上的红军战士，不是被管制的犯人。
红军军装对曾志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1929年她在红四军担任党总支书记，第一次穿上灰布军装时，特意在领口绣了朵木棉花，长征过草地时她把军装让给伤员，自己裹着单衣行军。
某天她看见管理员给军休干部发冬装，卡其布军装叠得整整齐齐，自己却没有，于是她问管理员，自己为什么没有军装呢？
管理员愣了一会儿，只能说："您是地方干部，不在军队编制啊。"
这个回答像刺刀划过曾志的心口，近期的种种不满、委屈一起涌上心头，她想起当年在闽西，女红军战士第一次有了统一军装时自己心里有多开心。
没想到几十年后，那些和她一起扛过枪的女战友有的成了军队领导，而她这个最早的红军，却连套军装都没有。
曾志的心中难以自我和解，当年自己穿着军装站在后排，腰间别着手枪，而现在，她只能穿着蓝色布衫，去参加文件学习会。
《人民日报》上每天都有老干部复出的消息，她却只能在招待所的走廊里踱步。
这不仅是曾志的困境，更是老干部群体中的普遍身份焦虑。老干部在经历战争后，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得不到落实，精神世界陷入巨大失落。
曾志的信正是代表了他们的心声，当革命成为往事，如何安放曾经的热血与理想？
这封信经省委转呈中南海，毛主席看完以后，深有感触，他反复看了几遍，说：“曾志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她的要求合情合理。"
最终主席表示，如果曾志愿意继续留在西安固然可以，如果她想来北京，也是可以的，全凭她的意愿和选择。
1976年10月，曾志接到了中组部副部长的任命，她的内心又燃起了希望。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警卫员找套军装，穿上新军装的那天，她对着镜子整理领章，忽然发现鬓角已全白了。
这套迟到的军装，来得太晚，却又刚刚好，它不仅是件衣服，更是历史对一个老红军的郑重正名。
在曾志逝世后，家人遵其遗愿将骨灰撒在井冈山，那里埋着红军烈士，她终于回到了最初的战场。
或许在她心中，那套迟到的军装早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始终是那个1928 年上山的红军战士，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个身份永远鲜活在井冈山的星火里。
参考资料：
《曾志回忆录》，曾志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
《党史人物传・第45卷》，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 年
曾志生平年表《人民日报》，1998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