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我们容易看到这样一种场景：失能运动员借助先进的义体技术获得了如常、乃至于超常的运动能力。碳纤维义体是现代残奥会中最为主流的运动辅助设备，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的“刀锋战士”形象可以说是一代观众对残疾人田径比赛最为深刻的共同印象，而他在雅典残奥会的100米项目上所创下的10秒91已经达到一级运动员水平。
在当前的技术语境中，义体的运动辅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2024年9月巴黎残奥会的田径项目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就以45秒07的成绩打破该项目纪录，逼近此前由飞人博尔特带领的牙买加队在伦敦奥运会上所创下的世界纪录。而在2023年10月的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开幕式点火仪式上，中国残疾人游泳运动员徐佳玲佩戴着智能仿生手点燃了火炬，可以看到脑机接口技术在此类比赛中的运用前景。阿加·尼克（Agar Nick）在《真正的人类增强》（Truly Human Enhancement，2014）一书中不乏感慨地提出，残奥会将在后人类社会真正到来的时刻，消失于历史舞台。作为肉体与技术结合的具身化表达，义体的医疗效果不仅限于“治疗”，还具有超越人类自身的增能潜力，是当下已成显学的后人类、超人类、赛博格研究中的热门议题。但“义体”并非去历史、去语境的后现代符码，需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去厘清其由“治疗”向“增强”的转变逻辑。
图1 赛场上的皮斯托瑞斯（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义体（Prosthesis）一词最早源自古希腊语，于十六世纪中叶出现在英语中，不过早期只是语法中的专业名词，直至十七世纪才在词典中获得了医疗意义上的释义，即“身体失去的或截除的某一部分的人工替代物”[1]。这个释义在今天的技术语境下需要更新，而作为技术现实的义体也有远比这一词条更为悠久的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对假腿的使用早有记载，《左传》与印度史诗《梨俱吠陀》中也早有相关技术的描述。部分并非从事本领域研究的读者或许会对“义体”一词有些误解，容易将其直接等同于假肢。实际上义眼、假牙、皮肤乃至心脏都可以归入“义体”这一行列中，换言之，义体可以补全的并非只是躯干，而是广义上的身体“残缺”。前几年风靡一时的《齐马蓝》和《赛博朋克2077》就对这种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进行了远景想象，将免疫、记忆等增益功能一并赋予义体。不过作为技术现实的义体，在初期的确多为工艺精美而技术简单的假肢，一是其投入实践所需的医疗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二是肢体缺失对人劳动能力的影响更为直接。
根据已发现的文物材料，假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开罗趾”。这个由木头、亚麻和皮革制成的大拇指出土于埃及卢克索贵族墓穴，被认为具有辅助墓主人行走的功能。那我们不禁困惑，为何直至十七世纪，关于义体医疗功能的释义才进入词典之中？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其发展史中。
图2 开罗趾（图片来源：开罗埃及博物馆官网）
曼彻斯特大学杰奇·芬奇（Jacky Finch）博士曾复制“开罗趾”，并招募失去右脚大拇指的志愿者试用。从她发表于《柳叶刀》上的实验数据可以看出，尽管这个人工大拇指的技术水平远低于当下医疗产业，但在步态分析实验与用户体验中却有相当良好的表现。可以想见，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制造者对人体构造与工程有多为精妙的认识，其造价也必然是不菲的，这类具有实际功能的假肢也的确是贵族的专属。在“开罗趾”之后，木质假肢长期成为西方世界中的主流，直至15世纪后随着文艺复兴对手工技术的推进，兼具审美性与实用性的机械结构义体才开始兴起，并逐步取代了木质假肢。在那个重新发现人的时代，如何欣赏残缺的肢体、如何补全残缺的肢体也成为重要的命题。彼时已经出现像德国著名的“铁手格茨”骑士一样指节可移动的铁质手部假肢，法国外科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e)在1564年所撰的多本外科手术书籍中绘制出模仿真实肢体的机器假手，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身上进行临床使用，并分别于1575和1585年整理、设计出具有现代假肢雏形的假手和膝下假腿，不过他仍在设计图上冗长地写着“用于治疗的人工下肢”（pourtraitt des iambes arifcielles）。威尔斯（David Wills）认为，假肢的医疗释义在此进入词典还与新教改革中知识与学科的重组有关，“Prosthesis”还意味着知识型更替在修辞上的体现。不过平民想要享受到精妙的假肢技术依旧不容易，在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笔下，残疾的乞丐们只能使用简易的木棍来支撑身体。
图3 彼得·勃鲁盖尔《乞丐群》 1568年版（图片来源：卢浮宫官网）
实践中，义体技术在临床医疗的参与程度与范围，始终受到技术水平、制造成本与社会需求的多重制约。如果在战斗中失去手臂的海盗们能轻易地获得帕雷医生那造型优美、功能齐备的义体，历史上恐怕也不会留下经典的铁钩手形象。工业革命中大工厂模式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国家在战后让在战争中受伤的残疾者重返岗位的愿景，也都推动了义体技术的精细化、批量化与商业化生产。爱伦坡（Edgar Allan Poe）《被用光的人》（The Man That Was Used up，1839）即是诞生于该语境中的早期义体想象。“我”惊讶地发现准将的真身不过是一个在战场上身体残缺的大肉球，被揭露真身的史密斯不仅不以为意，还不断向“我”洋洋自得地介绍哪个店铺能买到想要的优质假体，而他正是从南北战争重返家乡的伤残士兵的缩影。福特更是放下豪言，要通过技术来制造“由缺手、少腿、眼瞎的人操作的完全理性化的工厂”[2]。我们追溯假肢的历史时已然发现了其与力量之间的亲密关系，机器义体在增强身体机能的同时，也埋下冲突的隐患，这是科幻中屡见不鲜的题材，如《星球大战》(Star Wars, 1977)、《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1982)、《明日边缘》(Edge of Tomorrow, 2014)、《极乐空间》(Elysium, 2013)、《战斗天使阿丽塔》(Alita: Battle Angel, 2019)等。当维多利亚时期的罗伯特·西摩尚在幻想蒸汽的机器外骨骼如何增强人类移动的能力，2154年的人类已经操控着阿凡达来到潘多拉星球掠夺资源。义体和力量之间的关系已经老套，毕竟我们在科幻的廉纸杂志时期就已经阅读过无数模板化故事。
在义体技术尚不能广泛投入日常治疗的年代里，制造精美的假肢往往是贵族的象征或者战争的勋章，而在当下技术语境中，义体则作为日常技术与失能、养老、人类增强的日常实践有更为紧密的关联，并在机械外骨骼、神经假肢等技术中表现出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医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尤其在脑机接口正式投入临床使用后，神经义体技术的推广成为可能，人们可以通过采集、解码神经信号驱动外部效应器实现运动障碍补偿[3]。在今年7月的《自然·医学》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宣布自己已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新的神经假肢接口，帮助截肢者自主控制仿生义体。虽然新的义体技术距离日常化仍有相当的距离，比如作为神经假肢重要前置技术的脑机接口就一再因伦理问题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叫停。但科幻不受现实制约，可以突破时空屏障、忽视伦理疑难，畅想义体技术实现“超越治疗”后的未来图景。《机器战警》的墨菲似乎是一个典型案例，除面部外，他所有的身体部件都被替换掉，但他所遇到的问题是超越故事时代的，并因为义体化而彻底被撤销社会身份。这不仅触发了忒休斯之船的警报，也让我们不禁发问：如此成熟的改造技术难道是凭空出现，而没有已经投入社会使用的先行技术建立公众心理预防吗？故事中缺位的医学伦理审查制度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为何与故事语境中的技术水平不同步？墨菲所接受的身体改造几乎改变了他的物种，而如此彻底的身体变化对主人公认知模式的影响只是失去记忆吗？不论是新技术缺乏法律的监管，还是无法处理乃至无法预知的后遗症都是义体技术继续发展中的现实阻力，其对人类认知模式、知识模式乃至社会结构都不啻为一场潜在的风暴。
“身体转向”本就是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重要关键词，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宣称“一切从身体开始”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将身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立场展开了对意识哲学和理性主义的批判，并以此作为基础，展开了关于身体的社会理论[4]。身体不再是灵魂、意识的对立物，身体拥有了自我的地位，而在福柯等理论家那里，身体的感受甚至反作用于意识，残缺、畸形、疾病都是迥乎不同的认知与思考模式的背后推手。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23年亲历喉癌手术中的假体移植后，就在《一种幻想的未来》（Die Zukunft einer Illusion，1927）中将装配假肢的人类描述为“懂修补术的上帝”，因为“当他配备所有辅助器官时，他的确气势恢宏”，虽然有时也忧虑于“这些器官并不生长在他身上，这些器官有时也会令他烦恼不已”。在《文明及其缺憾》（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1930）中，他又再次感慨，“人类每发明一件工具，或是在使自身器官更完美，或是在移除对其功能的限制”。“义体”作为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媒介，也不再是不加审视的人造之物，其意味着区别于自然进化的另一种人工进化经验。
创作时间更晚的两部作品则想象了高度发达的义肢技术成为生活日常后遇到的伦理问题，也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关联更密：《齐马蓝》中辅助记忆系统已经高度成熟，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将记忆与选择的权力让渡给机器，以使事件都有最优解；《丑人儿》中整容术不再是对人体缺陷的修补，因为丑已经成为一种病症，所有人在成年后必须接受手术，而经过修补的美丽躯壳才有资格进入光明世界。在第一个故事中，使用者默许义体记忆辅助真实记忆，致使人愈发依赖机器，让自身的记忆能力退化，也让自身的选择趋于工具理性。在第二个故事中，生理区隔越过经济、政治成为划分社会等级的重要依据，身体被迫标准化。正因为人类肉体柔弱，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赋予“义体”（prothèse）指代一切人类技术的权力，他在重释《普罗塔戈拉篇》中的人类起源神话时将技术指认为人类的第二起源。神令艾比米修斯造生万物，并赐他装满各种能力的口袋，他慷慨地将其赠予动物，而轮到人类时已然一无所有。他的哥哥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这个错误，便从工匠之神那里盗来技艺。
如此一来，人类就可以制造不同的义体来弥补天生的不足。安德斯(Gunther Anders）的重释则来到盗火之后：普罗米修斯在机器乐园中成为侏儒，过去几百年的胜利在此时变为自卑与苦涩。在安德斯那里，人类造主因为不似机器完美而感觉到羞愧，甚至为了更好地与技术融合而改造自身，比如为了适应宇宙飞行，人不得不锻炼自己对离心力的适应。人的创造性通过使自己变成自己产品的产品而得到不断地提升。人的躯体会变成怎样，完全取决于机器的需求，造物者与创造物的颠倒，使得人成为机器可获得的材料，义体与本体也随之颠倒。福特的超级工厂、因过度义体化而失去本原记忆与身体的人正是这种隐喻的具象表达。而安德斯则将这种模式称为技术官僚主义政治，技术统治人，而非人统治技术。
即使在后人类阵营，甚至是对技术更为乐观的超人类阵营里，义体的技术实践也是充满疑问的。但一切总是频频回到取消身体边界、去人类中心、机器代人这类大词的原点，流行的故事总是这样发生：在我们并不知道时间的赛博世界，义体手术发生在细雨迷蒙、光怪陆离的巷子深处，非法诊所轻易让平平无奇的智人脱胎换骨，托拉斯以绝对优势占据着资源与地位，技术在井喷后却变得廉价，义体技术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科技发展水平与展现视觉奇观的工具。而回到真实的技术史中，才能重新发现义体的真实影响及其隐喻究竟指向何处。当我们在观察义体在当下用于治疗的真实状况时，也应当思考将以何种模式超越治疗，而其对治疗的超越又将引来何种伦理困难。
作者简介：黄亚菲，重庆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幻文艺与比较文学。
本文系重庆大学研究生科幻创新重点项目“百年中国科幻中的人类增强想象研究”（2023CQSF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Wills, David. Prosthesis[M].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5.
[2] Seltzer, Mark. Bodies and Machine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10-11.
[3]王天威,崔翯.脑机接口与运动假体[J].科学,2022,74(06):5-8，69.
[4]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J].外国文学,2004,(01):36-44.
刊发于《世界科幻动态》2024年第3期，以最终印刷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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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幻动态》征稿信息
排版：沈 丹
编辑：林雪琪
审定：李红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