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军营,“林公子”的特殊秘书
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时代背景下,年仅十五岁的李伟信带着他的画板,选择加入了空军第四军。在空四军政治部,他因能够绘制生动的毛主席肖像而受到了关注。这项特殊的才能使他在人才济济的军队环境中获得了上级领导的注意。
进入军营大约一年后,即1950年的某个春日,李伟信接到了来自部队领导的正式谈话。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是一项人事任命的征询:组织上考虑安排他担任一位“林首长”之子的生活秘书。这里的“林首长”,指的应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领导人的林彪。而这位“公子”,便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面对这一安排,李伟信表示了接受。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伟信开始履行他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的职责。在林立果就读于上海新华路某小学的时期,李伟信承担了诸多与林立果日常生活、学习相关的事务。
当时的林立果对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时常向李伟信提出收集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位特殊服务对象的需求,李伟信利用自己有限的每月津贴,花费时间和精力,遍访上海市内的各类工艺品商店及相关场所,搜集并购买了数量可观、种类繁多的毛主席像章,据称积累了数百枚之多。
他将这些像章精心整理、擦拭,然后展示给林立果。这个持续性的收集与赠予过程,也在客观上拉近了李伟信与林立果之间的距离,建立了一种超越普通工作关系的、类似于兄长对弟弟般的联系和情感纽带。特别是当林立果在1967年正式进入空军系统后,李伟信因为这段早年的经历和长期建立的信任,得以继续在林立果身边工作,并逐步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角色。
风云突变,历史漩涡中的抉择
随着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地位的逐步上升,李伟信的角色和职责也相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李伟信后来担任了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的副处长职务。他所承担的工作,涉及协助处理相关的军事及政治事务,并在林立果的直接领导下参与某些决策的执行过程。
历史的进程在1971年发生了剧烈的转折。在这个时期,林立果决定启动并实施其秘密制定的《“571工程”纪要》。在这个极度敏感和危险的时刻,作为林立果核心圈成员之一的李伟信,接到了来自林立果方面的直接命令——销毁一批相关的机密文件。
这个“奉命行事”的举动,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都在客观上使他成为了这一未遂政变计划的参与者和知情者。这一系列发生在1971年9月的事件,最终导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随着“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和林彪集团的覆灭,李伟信作为该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其政治生涯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牢狱之灾。他被认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并被逮捕审查。随后,他被判处刑罚,在上海市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开始了他长达十五年的服刑生涯。
在与外界隔绝、物质条件匮乏的监狱环境中,李伟信并未消沉或放弃。他把自己的囚室当成了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场所,将精力聚焦于一个全新的领域——建筑学。他在狱中保持着高度的自律和惊人的学习强度,每天投入长达十个小时的时间用于研读能够获得的各类建筑专业书籍和资料。
他的学习内容非常广泛和系统,涵盖了从建筑结构力学这样的工程基础知识,到建筑美学、室内外装饰艺术等设计层面的理论。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资源极其有限的年代,尤其是在监狱这种特殊环境下,能够系统地接触和学习这些专业知识本身就非常不易。李伟信克服了重重困难,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获取知识。
由于缺乏专业的绘图纸张和工具,他甚至利用旧报纸作为替代品,在这些废弃的纸张上反复进行建筑制图的练习,磨练自己的绘图技能。十五年的时间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从未间断过这种高强度的自学过程。通过这种近乎苦行僧式的努力,李伟信在狱中独立且系统地掌握了建筑设计所需的全套知识体系。
涅槃重生,从阁楼走向世界
1986年,李伟信重获自由,但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并非坦途。国内的各大建筑设计院所,在了解到他的背景后,普遍对他持回避态度,没有人愿意或敢于接纳这位有着特殊历史印记的求职者。
在求职无门的情况下,他决定走自主创业的道路。他在上海市闸北区(现静安区)的梅园路330号,租下了一处条件相对简陋的阁楼空间,以此作为他个人建筑设计工作的起点。这个阁楼办公室,成为了他事业重新起步的最初基地。创业初期,条件十分艰苦。
为了积累实践经验、了解市场需求并寻找潜在的项目机会,李伟信白天常常奔波于上海的各个建筑工地之间。他亲自进行实地勘察和测绘工作,将他在狱中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的建筑项目相结合,不断深化对建筑实践的理解。
他也意识到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趋势下,掌握外语对于拓展视野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合作机会的重要性。因此,在白天辛勤工作之余,夜晚他会前往同济大学自发形成的“英语角”,与那里的师生一起练习英语口语。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从最初只能磕磕巴巴说几句,到后来能流利地与外国同行交流建筑理念。他不断调整和丰富自己的设计作品,逐渐在上海的建筑圈子里崭露头角,一些业内人士开始注意到这位自学成才的设计师。
通过学习英语和接触可能存在的西方建筑资讯,结合他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江南园林)的理解,促使他开始深入思考东西方建筑美学之间的异同与融合的可能性。他尝试在自己的设计构思中,将东方特别是江南园林的意境、空间处理手法,与现代建筑的结构技术、功能需求相结合,探索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现代建筑语言。
转机出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精心绘制的一批建筑设计手稿,引起了国际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的注意。贝聿铭对于这些图纸中所体现出的设计才华和独特的思考视角表示了高度赞赏。当即向李伟信发出了邀请,请他参与到北京香山饭店的改造项目中。这次与国际级建筑大师合作的机会,成为了他打破困境、重返建筑设计界并逐步走向更广阔舞台的关键敲门砖。
艺匠之心,勾勒时代地标
贝聿铭看到李伟信的努力和进步后,提出了进一步合作的打算。两人决定联手在上海设立贝氏建筑事务所的分支机构,这个决定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贝氏建筑事务所抓住了时代机遇,开始承接各类建筑项目。
李伟信在这个新成立的分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负责设计工作,还逐渐展现出在生意场上的能力。他跑项目、谈合作,把从狱中学到的严谨和从工地磨砺出的务实结合起来,推动事务所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大单。
1992年,上海浦东开发的号角吹响,为李伟信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他迎来了事业上的重要转折点,主持设计了上海地标性建筑——金茂大厦的裙楼部分。在这个项目中,他创造性地运用了“石库门光影”的设计概念,将上海传统弄堂建筑那种丰富的光影变化和空间错落感,巧妙地融入现代化的玻璃幕墙设计之中,赋予了冰冷的现代建筑以地域文化温度和历史记忆。
到了2005年,李伟信已经是个业内公认的专家。这一年,上海某大学建筑学院邀请他为学生们举办讲座。他在讲座中带去了最新的行业动态,比如当时建筑界流行的绿色设计理念和智能化技术,还详细讲解了自己从狱中自学到创业成功的经历。他提到,自己曾因历史问题被边缘化,但改革开放后,国家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尽管早已成为业界知名的建筑师,但李伟信始终保持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习惯——坚持手绘图纸。据说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已经76岁高龄的他,仍然亲自为加拿大国家馆的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在草图上迅速勾勒出富有创意的枫叶造型钢结构穹顶方案。
参考资料:[1]孙宇坤.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导向的建筑学专业结构类课程教学改革实践[J].建筑与文化,2025(1):237-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