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同志，东北的铁路和港口不是苏联的嫁妆。”1949年12月克里姆林宫暖意融融的会议室里，毛泽东摘下烟灰即将坠落的卷烟，在铺着猩红呢绒的谈判桌上敲了敲。这句话让翻译师哲的笔尖在速记本上停顿了三秒，最终如实转译成俄语。中苏关于废除旧条约的拉锯战就此展开，而这场谈判的余波，正悄然席卷整个西方世界。
自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炸开国门，白银外流的闸门就再未合拢。从《南京条约》的两千一百万两赔款到《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的”人均一两”罚金，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办公室的算盘声昼夜不停。1900年北京城破时，连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都发现，用来拓印甲骨文的宣纸背面竟印着英资银行的借款票据。
民国时期的借款账簿更添荒诞。1937年淞沪会战的硝烟里，南京中央银行的会计仍在核算每月对日赔款。据上海汇丰银行档案记载，直到1939年2月，仍有价值相当于十三万两白银的英镑通过伦敦金融市场流向东京。这种”借钱给敌人买子弹”的奇观，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才告终结。
1949年11月，当英国代办胡阶森带着泛黄的外债清单走进东交民巷时，他惊讶地发现新政权的外交部连张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工作人员在旧领事馆的壁炉前接待了他，炉膛里未燃尽的国民党文件灰烬还在飘荡。这份总额相当于十三亿两白银的账单，包含了从铁路借款到庚子赔款的各类旧债，甚至还有1931年长江水灾时宋子文私下借贷的”救灾款”。
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展示过一份特殊账本：1934年国民政府为”围剿”红军，向美孚公司抵押了赣南十八县的油矿开采权。这种”用国土换屠刀”的行径，让在场将领们拍案而起。陈毅操着浓重的川音骂道：”龟儿子，这哪里是借据？分明是卖身契！”
西方对新中国的债务清算早有准备。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会上晃着钢笔说：”任何政权更迭都不能免除国际义务。”他特意举起1912年袁世凯承认外债的公告复印件，镁光灯的闪烁中，那份泛黄的文书仿佛成了悬在新中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然而他们低估了这个民族的觉醒。旅顺港的苏联驻军撤离时，港务局长发现所有仓库钥匙都整整齐齐挂在门把手上——早在半年前，中方接管人员就摸清了每座油罐的容量。这种悄无声息的准备，比起炮舰外交更有震慑力。当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在长江挨了炮轰，香港《大公报》的标题颇值得玩味：”百年来第一回，炮弹比条约管用。”
对于真正的契约精神，新中国从未背弃。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专家时，工作人员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发现了未拆封的卢布现金箱——这是按协议支付的技术服务费。面对赫鲁晓夫索要的86亿卢布债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掰着手指算账：”河南红旗渠的民工每天吃三两粮，但我们的还款进度绝不会耽搁。”果然到1965年秋，最后一车皮钨矿砂准时运抵满洲里。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挂着林则徐的墨迹”苟利国家生死以”。当工作人员请示如何处理列强的催款照会时，他正在批阅治理淮河的图纸，沾着朱砂的毛笔在文件上划出遒劲的横线：”告诉那些先生们，要钱没有，要命——”笔锋突然顿住，转而写下八个字：”有债必偿，有辱必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