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张爱华，今年62岁，初中毕业，年轻时候在镇上的供销社做营业员，后来供销社改制，我就回家种地，跟老伴一起靠着几亩田地和村里的零工养大了一双儿女。
我们住在一个小县城下辖的农村，生活不富裕，但也勉强过得去。
老伴叫王建军，比我大两岁，原来是村里小学的老师，后来因为学校合并，也早早退休回家。
我们两口子的退休金加起来每月也就四五千块，日子不宽裕，但在村里也算是能吃饱穿暖。
我们有一儿一女，儿子叫王超，比小女儿大三岁。
儿子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在镇上开了个五金店，娶了媳妇张丽，生了个孙子。
我和老伴盼着儿子成家立业，平时也帮着带带孩子，补贴点钱。
女儿叫王婷，从小聪明懂事，考上了大专，毕业后在县里一家医院当护士，嫁了个老实人李伟，两个孩子都随她姓。
我原本以为，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我们的养老也算有了着落。可谁曾想， 一场拆迁，让我和老伴走进了悔恨的深渊。
02
2012年，村里开始拆迁，老房子在镇边上，地段不错，按人头算下来，我们一家四口能分到150万的拆迁款。那时候，这个数目在村里是天文数字。村里人都眼红，说我们家要发了。
我们一家四口坐在堂屋商量怎么分这笔钱。女儿王婷那天带了两个孩子回来，李伟也在，一家人围着圆桌吃饭，气氛还算温馨。
我说：“这钱是咱一家老小的，大家都说说怎么分。”
女儿笑着说：“妈，我和李伟在县里买房子贷款还没还完，能不能给我们点首付钱，咱哥也要用，看你和爸怎么安排吧。”
王超立马接话：“我打算把五金店扩大点，最近镇里新建的那条街铺面贵得吓人，趁拆迁有钱我正好投资。”
我看着两个孩子，心里很难。可老伴却开口了：“男儿要撑家立业，咱得帮着儿子一把。女儿家日子也还过得去，咱实在不够用，以后再想办法。”
那顿饭，女儿没再多说。她低着头扒着饭，李伟也没吭声。我看得出女儿眼里那股失望，但我没当回事，心想女儿懂事，不会计较这些。
就这样，我们把150万全部给了儿子王超。他买了铺面，重新装修，把五金店开得风生水起。我们老两口也没落下什么，住进了镇上的安置房，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可从那之后，女儿就很少回家了。过年过节也只是打个电话，连孙子孙女都不常带回来。起初我和老伴以为她工作忙，也没太在意。直到2014年冬天，我打电话给她，没人接，发微信也不回。
我问王超：“你妹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联系不上了？”
王超撇撇嘴：“可能她心里不舒服吧，毕竟拆迁款一分没给她。”
我心里一惊，老伴叹了口气：“咱是不是太偏心了？”
可事已至此，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补救。
2016年年底，我偷偷跑到县里找了一次王婷的单位。他们说王婷早在半年前辞职了，连人都没见过。她搬家了，电话也换了，单位的同事都说她一家搬去了外地，说是去南方发展了。
那天我回家，哭了一路。
我知道，是我们伤了女儿的心。
那150万，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们和女儿一家隔得越来越远。
2018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做了手术。住院的时候，王超和张丽轮流来照顾，可我心里还是想女儿。那种想念像一根针，一点点扎在心头。
“妈，你别老提王婷了。”张丽有次不耐烦地说，“她都搬家了，也不来看你，哪还有点良心？”
我没说话，老伴看了我一眼，眼圈也红了。
我们知道，是我们错了，是我们把亲情当成了可分割的财产。
2020年，我们的村子又一次拆迁，王超的五金店也被征收了，赔了不少钱。但他跟我们说：“这次我不打算再开店了，准备去县里买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
我点点头，却没心思关心这些了。我的心早就被女儿的沉默掏空了。
直到2022年，那天我在菜市场碰到一个熟人，她说前年在南方一个城市看到王婷了，带着两个孩子，孩子都长大了，看起来过得挺好。
我回家后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和老伴商量：“咱去找找她吧？”
老伴点头：“找她，把话说清楚，不求她原谅，就想看看她一眼。”
我们开始打听，托人问熟人，找老同事，终于在2023年初得到了她的地址。
我们坐上长途车，颠簸了一天一夜，终于到了那个城市。可等我们找到了那个小区，物业说：“这家去年搬走了，好像是回老家了。”
我心一下凉了。
我们又回到了村里，站在曾经女儿住过的那间旧屋前。那座房子已经破败不堪，门口的槐树也枯了。 我和老伴站在门口，抱头痛哭。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是我们亲手，把女儿推远了。
03
如今，我和老伴依旧住在镇上的安置房里，王超家在县里买了房，偶尔回来看看我们。生活表面平静，心里却总有个缺口。
我们偶尔还会去县城，走在医院附近的街道，看看有没有熟悉的背影。我们也会路过女儿以前住的小区，站在门口望一望。
我给女儿写过几封信，寄出去又退回来了。我们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她一面。
但我们一直在等，等一个电话，等一个回家的人。
或许有一天，她会想起我们，回来看看老家的槐树，回来听听爸妈的唠叨。
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我只想对她说一句话：
“ 对不起，孩子，妈当年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