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王旭乐石滢：印度五邦四语历史教科书到底如何描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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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旭乐石滢

整理 |代思佳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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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江怡陈珏可

内容摘要

印人党政府2014年执政以来在历史教科书中书写了一系列涉华叙事。本研究选取了印度五个邦的四语种历史教科书展开对比研究，基于民族认同、他者建构理论，解析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涉华叙事，发现教科书中存在涉藏、中印对抗、新中国政权三类叙事。涉藏叙事主要服务于民族认同建构，历经了古代印度教神话、近代印度教社会改革思想、“大印度”研究三个阶段的演变，最终参与民族诗意空间和黄金年代建构，实现大众动员。后两类叙事与三重他者建构相关，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高度耦合：中印边界冲突导致中国被建构为印度教民族的主要他者；中巴关系走近催生中国的次要他者性；此外，中国也被建构为印度在东方的他者，印度从而与殖民主义建构的某些东方性特质划清界限，在现代化进程中确定自身在民族国家世界中的位置和目标，但这一做法却未能摆脱殖民主义的规训。涉华叙事推动印度对华认知更趋负面，为更强硬的对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全面影响印度内政外交的涉华议题。

关键词：印度教民族主义历史教科书涉华叙事中印关系

图源：网络

历史教科书和学校教育在公民历史观和民族观形成过程中具有深远影响力，因而历来是民族主义者的必争之地，在印度也不外如是。涉华叙事作为印度历史教科书对民族国家以外地区的建构，则为民族成员提供了关于外部世界的记忆与想象。叙事的旅程是记忆与遗忘的过程，更是立足每一阶段现实的重新回溯，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历史是复线的，“过去与现在的结合真实存在且不断进行着”。涉华叙事根植于印度的民族建构进程，为印度内外政策提供理论基础，这一互动也从未停止。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基础

自独立以来，印度各派民族主义者都不忘将编写或修改历史教科书作为其执政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试图通过教科书中的历史叙事，为新一代共同体成员建构历史记忆，从而形成和强化对民族国家或地方的认同，最终使各自版本的民族想象成为可能。印度的教育体制同时赋予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编写公立学校教科书的职能以供其各自下辖的学校使用，这使得印度的历史教科书体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中央层面执政党的更迭伴随历史教科书一版又一版的修订，地方执政者也不断为本地版本教科书争取使用的空间，此外印度还有大量的非公立学校能自主编写或选择教科书。由此，印度历史教科书版本之争愈演愈烈。

左翼历史书写与右翼历史书写是印度历史教科书之争中的一对主要矛盾。具体分歧点主要围绕古代雅利安人是否印度土著、中世纪穆斯林政权的性质是否为外来侵略者、如何评价不同派别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等问题。直至20世纪末，左翼历史书写凭借国大党长期在中央和大多数地方邦执政的优势，长期在公立学校中占据上风。但随着政治影响力扩大，印人党对中央和各邦历史教科书的修改也不断取得进展，并通过其附属组织组建的非公立学校网络传播，使右翼历史书写逐渐成为当下主流的历史叙事。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左右翼历史书写矛盾背后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尤其是民族观的冲突。尼拉德里·巴塔查里亚（Neeladri Bhattacharya）认为是“世俗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右翼社群主义”之争；莫里杜拉·慕克吉（Mridula Mukherjee）与阿底提亚·慕克吉（Aditya Mukherjee）则认为，教科书争议反映了“开放、民主、世俗、公民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和印度民族观”与“狭隘、教派、塔利班化的印度教民族观”之争；西尔维·吉查德（Sylvie Guichard）认为，教科书背后是“尼赫鲁主张的民族统一观”和“印度教民族观”以及“达利特、其他低种姓、穆斯林、妇女等基层民众的诸多不同观念”的反映。尽管对于矛盾本质的界定有所差异，但研究者都承认，代表印度教民族观的右翼历史叙事进入教科书已是无法回避的既成事实。因此展开任何关于印度历史教科书的讨论也需结合印度民族建构进程才不至于泛泛，这是本研究的基本社会政治前提。

在左右翼历史书写的争论之外，地方视角也始终存在于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叙事中。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叙事并不如前述两种叙事成体系，往往与印度民族建构的框架相互交织，但又更突出地方身份，体现了地方认同建构与印度民族建构不断发生的竞合。相关研究包括维罗妮卡·贝内（Véronique Bénéï）对马哈拉施特拉邦历史教科书中“马拉塔民族主义”的研究，爱德华·维诺夫（Edward J.Vernoff）对印度中央政府、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西孟加拉邦、安得拉邦、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历史教科书中世俗主义、社群主义立场及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分析，巴萨比·班纳吉（Basabi Khan Banerjee）对西孟加拉邦历史教科书争议的研究等。本研究的重点并非地方视角的历史叙事，因此在分析中尽量回避了地方视角叙事的干扰，而将关注点放在无关地方认同的话题上。

至于印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叙事，此前国内外少见系统性的分析，尤其缺少对印度本土语言版本教科书的研究。有部分研究述及这一话题，例如帕尼卡尔（K.N.Panikkar）、安比卡尔（Rucha Ambikar）等学者注意到，在国民志愿服务团附属组织创立的学校中，历史教科书以所谓“完整印度”（अखंड भारत，Akhanḍa Bhārata，Undivided India）地图作为封面（其中包括中国西蔵），试图通过地理和历史激发印度教徒的宗教意识和自豪感。谢超关注到，莫迪政府在全国和中央邦发行的教科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歪曲了1962年冲突的史实，并以实现2020年《国家教育政策》中“激发年轻一代对于印度历史以及独特的印度教宗教文化和精神的自豪感”为目标，推动国族再造。此外，乐石滢也曾论及中国在印度历史教科书中的整体形象，主要聚焦各版教科书对中国形象建构的统一性，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书写差异性也有所关注，这构成了本研究的基础。

图源：网络

本研究所选取了印度五个邦（印人党执政时期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非印人党执政时期的泰米尔纳德邦、西孟加拉邦）、四语种（印地文、孟加拉文、马拉提文、英文）的历史教科书展开对比研究，出版时间跨度涵盖2014～2019年，正是印人党时隔十年重回中央执政、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时期。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出发，本研究选择了涉华叙事作为研究对象，尝试解析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内的涉华叙事，结合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著作和相关政策文件，基于民族认同、他者建构等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探究涉华叙事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并分析这种涉华叙事对印度社会政治产生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