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风暴来袭，特朗普究竟是怎么想的？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
在《国家如何思考：对外政策中的理性》一书中，约翰·米尔斯海默与塞巴斯蒂安·罗萨托两位作者明确地为国际政治中的“理性”下了定义。那么，身处2025年4月2日开启的这轮关税大战之中，应该如何看待当下的喧嚣呢？也许可以试着从大战略的角度选取一个案例，理解一下，特朗普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关注点到底有哪些？他推动的制造业回流美国大战略真的能够实现吗？《国家如何思考：对外政策中的理性》中恰恰有这样一个现实的例子：冷战之后，美国要不要推行自由主义霸权？
在国际政治中，“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令人惊讶的是，学术文献并没有给出一个好的定义。于我们而言，理性事关理解这个世界（即弄清楚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何如此运作）以便做出决定来实现特定目标。这包含个体决策和集体决策两个层面。理性的政策制定者是理论导向型的，他们是“理论人”。关于国际体系的运作，他们掌握可信的理论，这些理论有着基于现实假设的逻辑解释，并且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他们运用这些理论来厘清自身所处的形势并决定如何最佳地掌控形势。理性的国家通过审议来汇集关键政策制定者的观点，这个过程的特征是充满了激烈而无拘无束的辩论。简而言之，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决策依托于阐释世界如何运作的可信理论，并且经由审议性决策过程产生。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缺乏可信的理论作为基础，或者没有经过审议，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这个国家就是非理性的。
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都把美国在冷战后奉行的自由主义霸权大战略描述为非理性的。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 年竞选总统期间经常表达这种观点。他在一次重要的对外政策演讲中说道：“不幸的是，冷战以后，我们的对外政策严重地偏离了方向，我们没有能够为新的时代而设定新的愿景。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对外政策开始变得越发缺乏意义。愚蠢无知和傲慢自大取代了逻辑性，这致使对外政策灾难接踵而来。”随后，他又补充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十足的、不折不扣的灾难。没有愿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战略。”
几位杰出的学者则用更有分寸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斯蒂芬·沃尔特认为，美国的大战略“失败”了是因为领导者追求一系列不明智且不现实的目标，而且拒绝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外政策一再失败的深层原因是过于强调美国主导地位至高无上—这是一项误导性的大战略，加之对外政策团体的功能发挥日益失调”。安德鲁·巴切维奇没有就缺乏审议做过多强调，而是更多地强调支撑自由主义霸权的思想，指出“美国马不停蹄地挥霍它从赢得冷战中获取的优势。在美国国内和海外诸多事务中，这种冷战后的共识被付诸检验，揭开了其内在矛盾也暴露出其基础是妄想”。戴维·亨德里克森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想法……折射出一种‘高度浓缩的狂热’……持续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帕特里克·波特则指出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不符合历史的，并且是傲慢的”，它基于“一种将对外政策视为道德剧的复辟神学”，充斥着“愚蠢自负”。
然而，尽管有着充分的理由来得出结论认为自由主义霸权失败了，但它却是一项理性的大战略。这项政策基于一套可信的自由主义理论，同时也是审议性决策过程的产物。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紧随其来的苏联解体，世界变得单极化，这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转变并引发了巨大深远的影响。首先，美国既然已经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了，推行大国强权政治已属无须讨论的范畴。此外，美国在冷战中奉行的“遏制大战略”失去了相关性，因为没有其他大国需要遏制了。现在的问题是：该用何种政策来取代它？1992 年，即苏联分崩离析后不久，在结束冷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老布什政府便认真地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但直至1993 年1 月老布什卸任之际尚未做出明确的决定。轮到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来为单极世界制定一项大战略了，他们很快就采纳了用自由主义霸权来取代遏制的战略。
在1991 年底以前，老布什和他的高级官员们主要是透过现实主义来看待国际政治的。这种思想指导他们如何处理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特别是他们想方设法地巩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却不给俄罗斯留有余地来调转方向。
然而，到了1992 年，很显然美国亟需一项新的大战略。在老布什政府内部，人们曾就此分成两派观点。一派以国防部部长理查德·切尼和他在五角大楼的同僚们为首，强调了通过阻止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出现以维系单极世界的重要性。根据那份著名的泄漏文件《国防计划指导方针》（1992）所记载：“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预防新的竞争对手再次出现。我们必须维护好威慑潜在竞争对手的机制，使之无意谋求发挥更大的区域性或全球性角色。”然而，这种现实主义观点也略带自由主义思想的色彩。这份国防规划指导的作者们强调了遵守国际法和“传播民主形式的政府和开放经济体系”的重要性。
另一派观点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所提倡的，呼吁美国利用它的卓越地位来建立一个自由世界秩序。他声称，美国必须成为“保障的提供者和新的安全措施的构建者，经济开放的积极推动者，民主价值观的榜样和倡导者，（以及）联盟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从而应对冷战后混乱不堪的世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然而，就在这些彼此冲突的方法正被厘清之际，选举政治介入并发挥了威力，美国大战略的未来方向被留给即将上任的克林顿政府来定夺了。
从原则上讲，克林顿的团队有三个大战略选项：从世界事务中抽身，维持现状，抑或改变国际体系。克林顿政府的关键政策制定者迅速地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必须在按本国构想重塑国际体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项新的大战略便是通常所称的自由主义霸权，它明确地建立在坚持美国领导地位和信奉国际政治中核心自由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这些理论是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
三大自由主义理论在克林顿团队关于大战略的思考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几乎反映在这些决策者做出的每一项官方对外政策声明当中。思考一下1993 年秋天克林顿和他的两位高级顾问所发表的那些基本声明，当时他们首次将注意力从国内事务转向对外事务。在制定政府大战略的第一次重要演说中，安东尼·莱克宣称：“遏制主义的接替者必须是扩大战略—扩大世界上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共同体。”他说道，美国必须致力于“作为民主的代言人参与海外事务和扩大贸易”，并且促进培养“多边主义的习惯”，这将“有一天使法治在国家行为中发挥更加文明的作用”。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克林顿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宣称：“在一个危险和机遇并存的新时代里，我们压倒一切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和加强世界上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共同体。现在，我们寻求扩大采用这些自由制度的国家的范围。因为我们的梦想是，有一天世界上每个人的观点和才华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发挥，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蓬勃发展，相互合作，和平共处。”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国家战争学院发表演说时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她强调“我们的战略着眼于在海外扩大民主和市场”，并指出“没有谁比美国更了解多边主义的潜在优势了”。
克林顿政府早期就宣布美国将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并且贯穿其任期始终坚定地致力于这一目标。决策者们依然会时不时就具体政策问题和如何最佳地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分歧。例如，关于如何应对俄罗斯和处理北约扩张问题，大家持有不同的观点并反复讨论。然而，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从未动摇过他们的信念，即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它应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促进经济相互依存和加强多边机制。
鉴于克林顿政府的领导人在支持自由主义霸权方面具备强有力的共识，他们就几乎没有多大必要聚集在一起讨论新兴的大战略的基本要素。1993 年9 月，克林顿、莱克和奥尔布赖特的演讲推出了政府的政策，但他们并没有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来协调演讲内容。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依照同一套剧本行事。然而，他们的确就如何最有效地向美国公众推销自由主义霸权进行了讨论，并且都认为这是一项艰巨却至关重要的任务。1994 年10 月，在克林顿计划于联合国发表讲话之前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总统和他的对外政策团队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讨论，致力于找到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可以捕捉到他们的政策的本质，就像“遏制”曾经概括了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大战略那样。然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却从未找到他们认同的具备说服力的术语。
内容简介：
理解国际政治，首先需要了解国家是如何思考的。国家作为一个集体，能够进行自主思考吗？如果能，它是如何思考的？思考过程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政治领导人会因之理性行事吗？由此产生的对外政策决策呢？
在近几十年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特别是理性选择理论家和政治心理学家认为，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体，其对外政策决策常常是非理性的，而政治领导人也很少理性行事。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意孤行动武并深陷泥潭似乎就是非理性的典型表征。
但是，于国际政治的研究和实践而言，得出结论认为国家是非理性的，实属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假定国家是理性的，学者和决策者才有可能理解和预测国家的行为，否则，整个国际政治研究的大厦都将倾覆，政治领导人也将无从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外政策。
由此，本书系统论述了国家的思考方式与过程，重新定义了对外政策中的理性，指出：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决策依托于阐释世界如何运作的可信理论，并且经由审议性决策过程产生。基于这个标准，本书分析了1900年以来，在一战、二战、冷战等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背景下，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苏联、美国的15个对外政策决策案例，并得出的结论：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即使它们的决策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候甚至是违背道德的，而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作者简介：
约翰·J. 米尔斯海默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泰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2003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20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詹姆斯·麦迪逊奖。代表作有《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与斯蒂芬·M. 沃尔特合著）等。在2017年一项面向全球30多个国家的1600余名国际关系学者的调查中，米尔斯海默在“过去20年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25名学者”中名列第三位。
塞巴斯蒂安·罗萨托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该大学下属的国际安全中心、克罗克国际和平研究所、刘氏亚洲研究所和纳诺维奇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著有《大国政治中的意图》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