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的硝烟中，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不仅针对犹太人展开屠杀，许多无辜的德国人和其他民族也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暴行
“优生学”政策下，残疾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其他“无用”的人群被视为社会的负担，遭到冷酷的灭绝。为了执行这一政策，希特勒成立了一个以护士为核心的恐怖组织——T4护士组
从“白衣天使”到屠夫的转变
伊尔玛·格蕾泽出生于1923年的德国，在那个时代，德国的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气氛压抑而充满敌意。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她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是典型的德国小镇女性。
德国年轻人中，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狂热追随者不在少数。这个狂热的政治力量宣扬种族优越论，推崇“纯洁”的德国民族，宣称“有价值的生命”才值得保护，而其他“无用”的群体，则应当被消灭。
伊尔玛在成长过程中，深受纳粹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德国妇女也被煽动加入这一极端的意识形态。
她的父亲是酗酒成性的屠宰场工人，母亲在纺织厂流水线上熬瞎了右眼，全家蜷缩在漏雨的阁楼里，靠教会发放的豆汤度日。
1933年纳粹上台时，11岁的伊尔玛正在教室里誊写《凡尔赛条约》赔款数字，教师用粉笔狠狠敲击黑板：“这些数字吸干了德意志的鲜血！”——这句怒吼成为她价值观崩塌的第一道裂缝。
三年后，她在希特勒青年团野营中首次触摸到步枪，篝火映照下教官的演说让她浑身战栗：“劣等基因就像田里的稗草，必须连根拔除！”
进入魏玛护士学校时，伊尔玛的制服口袋里总揣着《我的奋斗》缩印本。她在解剖课上展现惊人天赋，能精准剥离神经脉络，却在护理实习时故意将滚烫的药液浇在犹太病患的伤口上。
这种矛盾性在1940年被T4计划招募官敏锐捕捉，他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将医学理性与暴力快感完美融合的“新人类”。
护士，这一职业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救死扶伤，是人类最为崇高的使命之一。
然而，在纳粹的思想渗透下，伊尔玛并没有走上一条仁爱与慈悲的道路。她被纳粹“优生学”计划所吸引。
极端思想的蛊惑
在第三帝国阴云密布的天空下，一场以"科学"为名的系统性屠杀悄然展开。
医学教授、法学家与党卫军军官们围绕着一张橡木长桌，将希特勒的优生学狂想转化为可操作的灭绝方案。
他们以"国家卫生"为幌子，将达尔文主义扭曲为种族清洗的理论武器，声称清除"遗传缺陷者"可使德国每年节省8.85亿帝国马克——这个精确到个位数的伪科学计算结果，成为T4计划启动的"经济依据"。
伊尔玛·格蕾泽的加入T4护士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选择，更是她精神和思想深处的一次彻底变革。
她成为了纳粹教义的忠实执行者，开始坚信自己肩负的“责任”就是帮助纳粹“净化”社会，消除那些被视为“劣等”的生命。
纳粹宣传机器的强大令人惊叹，无论是在学校、媒体，还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在被纳粹的极端思想所包围。
她们被告知，德国的强大与纯洁取决于种族的优越性，而所有“无法为国家贡献”的人，无论是残疾人、犹太人，还是精神病患者，都被视为国家的负担。
他们要为“国家”做贡献，通过参与屠杀那些“无用”的生命，为德国的未来清理障碍。
她和其他女护士们一样，被纳粹思想所淹没，变得冷酷无情，视这些“残废”和“无用”的人群为社会的污点，自己则成了消除这些污点的工具。
纳粹医疗官僚们创造性地将医院病床改造成屠杀车间。医生们发明了"灰色巴士"运输系统，车身涂装红十字标志，内部却配备束缚装置，将8万名德国残疾人秘密送往六个"特别护理中心"。
护士们的注射器里不再装载救命的药剂，而是换成了吗啡-东莨菪碱混合液，这种被称为"Luminol鸡尾酒"的致命配方，能让人在肌肉松弛中窒息而死。
殡仪馆会向家属寄送伪造的死亡证明，注明死因多为"突发性心脏病"，骨灰盒里填塞的却是随机收集的动物骨灰。
彻底疯狂
伊尔玛在执行任务时，表现得异常冷静和高效。她的任务是将那些病重的、被认为无法治愈的病人带到预定的地点，这些地方不再是医院，而是充满死亡气息的“安乐死中心”。
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被正当化为“医疗行为”，她的“良知”被彻底麻痹。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拯救——拯救社会免于那些“无用生命”的负担。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尔玛的心理逐渐扭曲，她对死亡的态度变得麻木，甚至开始享受那种控制他人生死的权力。
她在执行任务时展现出的冷酷和高效，赢得了上级的赏识和同事们的敬畏。在集体的杀戮中，她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T4护士组的骨干之一。开始享受这种暴力带来的控制感与权力感，逐渐陷入了这种深深的黑暗之中，无法自拔。
护士们开发出“温情灭绝法”：
在注射死刑前给儿童囚犯发放掺有苯巴比妥的草莓果酱，使其在昏睡中进入毒气室；针对反抗意识较强的战俘，则伪装成红十字会人员开展“伤寒疫苗接种”，实际注射的是培养自腐尸的肉毒杆菌。
最具欺骗性的是护士站设立的“家庭通信处”：
打字机日夜不停地伪造着囚犯家书，信中虚构的矿场工作细节与天气描述，让千里之外的亲属持续收到“生命存续”的心理慰藉，直到某天突然收到盖着黑框的阵亡通知书。
这种延迟死亡通知机制，有效降低了集中营逃亡者家属的集体反抗风险。
在集中营的那些日子里，伊尔玛不仅仅是执行者，她还成了一个审判者。她开始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谁该活，谁该死。针对那些外貌出众的女囚犯，无论她们是否犯了错，只要她们稍显美丽，便会成为伊尔玛眼中的“威胁”。
她不容忍任何比自己更具吸引力的存在，因为她害怕这些女性的美貌会让她失去她所掌握的“权力”。许多无辜的女性因外貌上的些许瑕疵，成为她恶行的牺牲品。
审判与无耻的请求
随着纳粹政权的崩溃，一场场关于战犯的审判随之而来。这些曾经在战争中充当屠夫的纳粹官员和兵员们，都将面对应得的审判。
伊尔玛在被捕后的日子里，经历了彻底的心理崩溃。她知道，自己的罪行无可辩驳，每一份证据都在无情地揭示她的罪行，但她依然不愿认输。始终认为，自己不过是纳粹体制下的一个工具，一枚被操控的棋子而已。
正是这种深深的自欺欺人，让她在法庭上依旧坚持着自己的说辞，尽管这些说辞毫无根据，甚至显得荒谬可笑。
在法庭上，面对那些清晰而沉痛的证据，伊尔玛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悔意，反而一再强调：“我是执行命令的，作为一个护士，我无法反抗上级的指示。”
她如同一名演员，竭尽全力地用眼泪和可怜的姿态博取法官们的同情。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弱女子”，处于纳粹强大机器的压迫之下，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向法官们求得宽恕。
法庭上的法官们早已看透了她的伎俩，对她的无耻请求感到愤怒和鄙视。当检察官展示她亲笔签字的"孕妇处置令"时，法庭陷入死寂——文件边缘的指甲印与泪痕形成诡异交织，暴露其签发命令前长达六小时的心理挣扎。
最具毁灭性的证据来自某位波兰牙医的证词：他在焚尸炉残骸中发现的儿童颌骨标本，其牙龈上仍残留着伊尔玛为哄骗孩子张嘴检查而发放的蜂蜜软糖。法官最终用放大镜比对出糖果包装纸上的护士站编号，彻底击溃了"被动执行命令"的狡辩。
那些曾经在集中营中遭受过她毒手的犹太女囚们，成群结队地站在法庭上，指认她在过去的暴行中所扮演的角色。证人们的话语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深深地刺入伊尔玛的心脏，让她不得不面对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随着审判的推进，伊尔玛的心情愈发焦躁不安。。就在审判进入高潮时，伊尔玛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请求。
当法官宣布她将被判处死刑时，她居然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无比低劣的请求——她愿意成为法官的“女仆”，请求法官宽恕她，让她为法官效劳一生，以此来换取自己的一线生机。
法官冷冷地看着她，说出了一句令人心寒的话：“我无法帮助你，你的罪行太深重，无法原谅。”
1945年12月，她被送上了绞刑架。
用自己的死，警醒所有人：正义的审判，迟早会到来，无论它来得多么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