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历史上,孙嘉淦是一位名声赫赫的清官,他以廉洁自律、敢于直言而闻名。

身为朝廷重臣,他却始终保持着贫寒的生活作风,毫不沾染官场腐化的气息。然而,在他告老还乡时,竟然带着十几个沉重的箱子回到家乡。

这一举动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关注,甚至派人拦截调查。

箱子里到底藏着什么?孙嘉淦为何要做出这样引人注目的举动?



十几个大箱子装的是银子?乾隆听说后立刻派人查验

乾隆十八年冬,京城南门外传来一阵不小的骚动。

孙嘉淦,前任吏部尚书,奉旨告老还乡。车队浩浩荡荡,马蹄声夹杂着车轮滚动的吱呀声,一路向北。不同于寻常告归的老臣,这次的送行队伍格外引人注意——整整十几个沉重的大木箱,紧紧封锁在车上。

有好事之人悄悄在宫里传话,说孙嘉淦多年身居高位,如今离任,怕是要趁此良机把这些年积攒下的“私产”一并运走。奏本不久送到乾清宫,乾隆翻阅几行,眉头轻皱,脸色沉了下去。

一身清廉之名,若是名不副实,那可比贪污还叫人失望。宫中沉默片刻后,乾隆挥笔:“派人去看,箱中装的是什么。”

数日后,御前侍卫在直隶交界处将孙嘉淦一行拦下,命人打开木箱查验。箱盖揭开的那一刻,没有黄金珠宝,也无丝绸古玩,只是一块又一块沉甸甸的砖头,码得整整齐齐,足有一人高。

官员惊愕未定,孙嘉淦只淡淡一笑,说:“这些年在朝中做官,俸禄足够温饱,无余财可带。回乡若是两手空空,怕家乡百姓误以为我为官无成,反说朝廷待臣不厚。于是装些砖石,权作体面,也好让乡邻不寒心。”

这一句话,既不自怜,也不逞强。消息传回京城,乾隆看后沉默良久,半晌笑出声:“果然是他。”随即下旨:“命各地驿站拦住车队,将砖头换为实银,让他真正风风光光回家。”

没有多余的话,没有诗意的感慨,乾隆这一道旨意,是对孙嘉淦几十年清廉为政最朴实的褒奖。



一封奏章直指皇权暗伤,差点换来杀头之祸

孙嘉淦当年考中进士时,已年过三十。起步虽晚,但志气不减。他出身寒门,年轻时穷得连上京赶考的盘缠都靠亲友凑齐。中举后被授庶吉士,步入翰林院,起点不低,但仕途并不顺利。

康熙末年,孙嘉淦在翰林院中默默无闻,冷板凳一坐就是数年,因他性子耿直,极少附和上司,升迁缓慢,几度被边缘。

雍正即位后,朝中人心惶惶,大臣们皆谨言慎行,谁都不愿在风头上冒险。可这时候,孙嘉淦却偏偏上了一封奏折,言辞犀利,直陈三事:一是皇帝应亲近兄弟,二是停止买官纳捐,三是收兵西北,减少民负。

这三条,每一条都踩到了新皇的逆鳞。尤其第一条,简直像是一根钉子直扎在雍正刚刚稳固的皇权基础上。众人看后纷纷避让,生怕殃及池鱼。

雍正暴怒,责问翰林院为何放此奏章上达,并打算将孙嘉淦下狱问罪。朝堂气氛一度凝重至极。

关键时刻,老臣朱轼进言:“此人言虽激烈,但一片忠诚。他不为身家,只为社稷。”

雍正虽疑心重,却也懂得识人用人。他冷静几日后,召见孙嘉淦,细问此事。孙嘉淦没有推托,坦承所言皆出于公心。雍正听后沉思良久,不但不治罪,反而提拔他为国子监司业。

这场风波之后,孙嘉淦的名字在朝中传开,成为直臣清流的代表人物。他不是靠裙带关系上位,也不靠曲意逢迎求进,只凭一句句敢言直谏的奏章,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仕途。

从不染指钱财,执掌大权却仍布衣简食

朝中清官不少,但能在几十年高位上坚持不染尘埃者,凤毛麟角。

孙嘉淦曾掌吏部、刑部、工部,后任直隶总督,统辖河务、漕运等要地,手握人事、刑律与钱粮大权,稍一动念便可大捞一笔。但他从未动摇初心。

担任刑部尚书期间,有案牵涉河南冤狱。他亲赴当地,白天走访案发地,晚上翻阅旧卷。一个月下来,人黑瘦了一圈,却终于理清案情,为被诬陷的百姓洗脱冤屈。

直隶总督任上,地方水患严重,百姓苦不堪言。他骑马亲巡天津一带,逐段察看河道,甚至脚踩泥滩丈量河堤,鞋袜湿透不更。他上疏建议疏浚永定河、挖引水渠数处。奏折言简意赅,工部奉旨执行后,当年水患果然大减。

朝中大臣知晓孙嘉淦清正,凡有涉及河务、水利款项之事,多愿由其统筹,因他从不贪一分银两。御史中有人暗查他账簿,发现年终结算时,他居然还自贴工部开支,不愿多用国帑。



乾隆时,内廷赏赐他五十匹锦缎。他转手将锦缎捐予国子监,换购讲学器具。有人私下问他为何如此“抠门”,他说:“俸银足以养家,何必再加。”

不但自己节俭,他对子女也管教甚严。长子求娶高官之女,家中要聘礼、添妆,孙嘉淦仅给十两银子,说:“你要的是媳妇,不是买卖。”

到他告老还乡时,家中无金银囤积,连房屋都未扩建。用他儿子的话说:“我爹一辈子,桌上没留一件象牙雕,墙上没挂一轴高画。留下的,只有几箱旧书、几页奏折。”

而正是这些,成就了他一身清誉,名留后世。

结语

孙嘉淦的告别没有声泪俱下,也无诗词酬和。他坐在马车里,穿着洗得发白的朝服,身边是早已泛黄的案牍。窗外山水依旧,只有风声中多了几分寂寥。

乡间父老站在村口,望着他那一车车“银箱”,脸上是敬重,更是安心。

当那几口砖头箱变作朝廷赐银之后,这位清官终于带着真正的“体面”,回到了自己出发的地方。

这不是归隐山林的退场,也不是潦倒离京的落幕,而是一名为政者最沉静、最踏实的一次谢幕。

他没留下碑文,也没有留下世袭的官职。但人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每每提起“清官”二字,第一个想到的,仍是那个拖着砖头箱,风尘仆仆北归的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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