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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春节,台北市郊阳明书屋内,年近九旬,老态龙钟的蒋介石坐在椅子上,出神地凝望着书房窗外,大树上悄然飘下的落叶。
良久,他喃喃自语道: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随即,他转头对着身旁的陈立夫说道:
我时日无多,托付你的那件事情,你可得抓紧时间办呀……
陈立夫连连点头称是。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从秘密渠道收到了台湾方面邀请毛主席前往访问,并开启两岸关于统一问题和谈的信息。此时毛主席年事已高,因此暂时不能成行。
尽管如此,一向雄才大略,纵横捭阖的毛主席却对蒋氏父子所提出的相关条件予以了极大的宽宥与包容。他甚至同意:可以让蒋经国当台湾省长!
力争和平
国际形势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日渐趋于缓和。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那就是由建国之初的单纯的武力统一政策,改变为以和平解放为主,相机武力统一的两者相结合的政策。
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政策:中国人民愿意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毛主席对此也做出了重要补充:大陆与台湾应该以和为贵,只要爱国,我们就不计前嫌,就是一家人。
有了两位领导人的重要表态,中共中央在随后的长达20余年间,与台湾方面开启了多次诚意满满的接触与和谈。
毛主席于1955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就两岸统一的相关问题,毛主席给了就连蒋介石自己都不敢开口奢望的四个高规格条件:
中央只负责统一管理外交事务,台湾的其他事情由蒋介石管理;
台湾在建设资金上的缺口,由中央拨款补足;
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管理方式暂不改变;
国共双方真诚合作,互不破坏。
此信由民主人士章士钊带到香港,交给国民党所办的报纸《香港时报》的社长许孝炎,再由他转交给了蒋介石。孰料蒋介石看完信后,却只是沉默无言,不置可否。
一年之后,蒋介石才决定派国民党将领宋希濂的哥哥宋宜山为代表,秘密前往北京与中央政府接洽。
在周总理如沐春风般的亲自接待下,宋宜山不仅打消了心中的疑虑,还见证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可谓不虚此行。
回到台湾之后,感慨万千的宋宜山本着客观的态度,给蒋介石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可就是这份报告却令蒋介石很不高兴。
宋宜山在报告里,对于中央政府的建设成就,以及大陆社会的全新变化不加掩饰地予以了褒扬溢美之词。
这让蒋介石不免情绪波动,意兴难平,由此也就中断了下一步的进展。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蒋介石心里的结好不容易解开了。他虽然抱有让台湾能够和平回归的想法,可是却又对大陆方面的态度心有所忌。
因此,他想另派代表再次前往北京,对中央政府的具体意见以及大陆的社会民情重新作一次深入而又详细的了解。
可是究竟派谁去好呢?蒋氏父子为此反复思虑,又综合了多个方面的因素之后,最终才确定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人选。
此人名叫曹聚仁,是民国时代的左派著名作家,建国之后定居香港。
而且他还是著名文人章太炎和邵力子的学生,鲁迅和蒋经国的朋友,周恩来总理、名将叶挺和陈毅元帅的老熟人。
正是因为曹聚仁有着交游广阔的特殊背景,国共双方对他都持接受态度。曹聚仁肩负使命,先后数次来到大陆,为两岸传递和交流信息。
50年代末期,曹聚仁在大陆期间不仅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元帅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接见,而且还帮蒋介石完成了一个积压在心里多年未能实现的夙愿。
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时,一方面对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予以了一定的认同,一方面也明确表达了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的意愿。
这让曹聚仁十分欣喜,对和谈的前景也颇感乐观。
离开中南海以后,曹聚仁马不停蹄地专程赶往蒋介石在浙江奉化溪口的故居,拍摄了蒋氏祖坟及墓园保存完好的照片,回到香港后便立即寄往台湾。
蒋介石看到照片之后激动不已,他也因此感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诚意。正当他们准备开启和谈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曹聚仁的身份较为特殊,他频繁来往于陆港之间,引起了在香港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的注意。他们开始怀疑台湾与大陆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
美国政府根据中情局的情报,对蒋氏父子相应地施加了压力。
在他们的挟制下,蒋介石不得不违心地在随后的几年里与大陆方面中断了一切联系。
然而不久后,李宗仁的一个举动,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
举棋不定
自1949年国民党大败退之际,李宗仁以赴美就医的名义前往美国。
在美16年期间,他过起了闲散的田园生活。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却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思乡之情。
在周总理的周密安排之下,李宗仁最终于1965年得以回到祖国。不仅受到了中共中央高规格的热烈欢迎,而且在生活条件上也得到了优厚礼遇。
李宗仁的归来,在海峡两岸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再一次彰显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蒋氏父子对此也深有感触,他们决定再次开启与大陆的和谈。蒋经国立即通知曹聚仁再往北京一趟,了解中共中央的最新态度。
事实证明,蒋氏父子实在是多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明确地予以了回复:之前所提出的四个条件不仅依然有效,还同意在细节问题上予以进一步的宽松政策。
不久,蒋经国乘坐轮船到香港附近的公海上,把刚刚从北京回到香港的曹聚仁接到台湾的一个秘密港口。
蒋介石随后也来到船上,三人在一起经过反复磋商,根据之前毛主席给出的条件,以及曹聚仁此次北京之行所带回的中共中央的意见为基础,最终拟定了六项细则,其大致内容如下:
蒋介石回大陆仍任国民党总裁,定居于除浙江之外的任何一省,建议是江西;蒋经国担任台湾省长一职,全权处理除外交以外的台湾政务;
将金门合并入厦门市,台湾海空军交由中共中央管辖;陆军编为四个师,其中三个驻扎台湾,一个驻扎于合并市;
合并市的市长由台驻军的师长兼任,但前提是此人必须经过中央同意,并由中央下文任命;台湾官员的待遇以及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平不得降低。
曹聚仁兴冲冲地带着蒋氏父子的意见前往北京,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经过商议考虑之后,也就六项细则达成了共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正当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1966年,大陆进入了众所周知的动荡时期,蒋介石对此满怀踌躇,举棋不定。
不久之后,他又听说老家墓园的慈庵被破坏,更是在盛怒之下又一次按下了开启和谈的暂停键。
直到中美破冰建交之后,两岸统一才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负责具体事项的周总理却有些为难了。
因为此时曹聚仁已于几年之前病逝,一时之间,还找不到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合适的沟通人选。
正在这时,已经年届九旬的章世钊老先生不顾体弱多病,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主动请缨,愿意再次前往香港,联系台湾方面。
然而,尽管周总理作出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可是年迈的章先生在到达香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还是因为频繁操劳而不幸与世长辞了。
章先生的去世,虽然没能最后促成两岸和平谈判,但是却也深深地震撼了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也已经年过八旬,长期身处海外台岛的他,也终于动了落叶归根的念头。
蒋介石于1975年初,将与大陆和谈的任务托付给了自己的亲信陈立夫。陈立夫也早有回归大陆的想法,于是立刻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
他一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发出了访问台湾的邀请,一方面又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公开呼吁国共双方再度合作,促成两岸和平统一。
无奈岁月太过匆匆,对于蒋介石而言,一切都已经晚了。
几个月之后,他便在台湾去世;一年之后,毛主席也在北京去世。伴随着他们而去的,是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的惆怅与遗憾。
不可推卸
早在50年代,蒋介石在接受美国防务计划的同时,就发表了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声明,毛主席对于这一点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只是,在蒋介石的坚持中包含了太多复杂而又繁琐的因素,从而导致他始终犹豫不决,迁延时日,一再错过了两岸统一的大好良机:
蒋介石在台湾一直打着“光复大陆”的反动旗号,可见在他心目中的一个中国,是以他为主宰的“家天下”。
因此,宋宜山的报告才会引起他的不悦并由此中断了与大陆的联系,殊为可惜。
自己做不好的事情,看到人家做得好却又生气;这种心理,实际上就是志大才疏者的嫉妒之心,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干瞪眼!
老家的墓园被毁,这的确有值得生气的理由。可是,难道这件事情不可以就事论事吗?难道这件事情就可以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吗?
惩治破坏者,重修墓园不就可以了吗?只要蒋介石提出来,相信大陆方面也一定会同意这样的正常要求。
直到最后一次准备开启和谈时,蒋介石仍然是邀请毛主席前往台湾访问。
难道他自己就不能亲往北京吗?或许是因为害怕,或许是因为他年老体衰;可是毛主席不也是已到暮年了吗?
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毛主席孤身前往,一往无前!作为共产党人最优秀的代表,毛主席为了民族大义向来无惧生死,光明磊落;蒋介石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两相对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爱国应该是完全纯粹的,不掺有任何杂质的。无数的爱国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舍身毁家,义无反顾;和他们比起来,蒋介石的所谓“爱国”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台湾本来就没多大,人口也不算多;可是蒋介石还要人为地制造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社会对立,导致岛内人心离散,由此也为台独思想的萌发在客观上提供了契机。
更为可笑的是,一向执着于独裁统治的蒋介石,居然没能在他生前彻底摆平台独势力。从而导致在他身后,台独分子如此猖獗,肆无忌惮。
就连蒋介石在台湾的100多处铜像都被台独分子严重毁坏,不知道九泉之下的蒋介石对此作何感想?
蒋介石因为个人性格上的偏执,思想认知上的狭隘,执政能力上的缺陷,这都是造成台湾至今还孤悬海外的重要因素。
台湾问题拖延至今,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统一大业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也将永远为我们铭记感佩。
结语
如今的中国已经崛起于东方,用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足以告慰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英灵。即便如此,我国政府依然秉承着先辈们的遗志,以最大的耐心与克制争取和平统一的局面。
倘若台独分子倚仗着美国做后盾而“挟洋自重”,把这种耐心与克制当成是无能为力,那就是大错特错了,那也就怪不得我们了。
当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也曾经抱着固守海外一隅的顽固想法,却最终也没能挡住大清海军将领施琅的跨海扬帆,落了个自杀身亡的结局。台独分子若是顽抗到底,郑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