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朋友的精神（病）角落

设个星标吧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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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大概3月6日左右，豆瓣20周年的纪念蛋糕，大家收到、看到、吃到了吗？还有友邻广播里豆瓣员工的限定真蛋糕，近乎1:1还原，大家（用文字）惊呼，只不过，低调的豆瓣工作人员没有放出太多庆生当天的宣传照、花絮照。这热闹又安静的庆生——很豆瓣。

不论是身为图书出版行业的从业者，还是书影音爱好者，逛豆瓣都是一件几乎天天要做的事情。豆瓣的用户称呼彼此“友邻”或者“豆友”，他们——咳咳——我们在20周年纪念之际，再次想起豆瓣2016年宣传短片里的广告语“豆瓣，我们的精神角落”，而它的豆友自嘲版更受欢迎：“豆瓣，我们的精神病角落”。戏谑的语气里，隐含着承接“文艺病”和精神内耗的自救场域，所有抛出脑海的想法暂时栖息——不论疯狂与否。

19岁的黑塞如同每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开始发现周遭世界与自己内心的碰撞：

一个敏感的人在兴奋地寻求真理和幸福时一定会疯掉的，人世的痛苦经常不期而至，我自己的经验是以有活力的武器，亦即美学，或者其他比哲学更有效的武器去与之对抗。

他在歌德的作品里找到“灵魂栖息之处”——“尽管外在激流，根基却是安静的”。

德语中有一个词“精神人”（Geistesmensch），指既有思想又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可用以形容学者、哲学家、作家等能够运用知识的人的特质，比如歌德的浮士德、黑塞的纳尔齐斯、托马斯·伯恩哈德《伐木》里不具名的叙述者和《历代大师》里的雷格尔。伯恩哈德笔下具有“精神人”特质的主人公常常狂热追求艺术，又极尽批判世界和社会的卑劣，然而他们自己并不比他们所批评的对象更好，他们也充满缺陷，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间郁郁寡欢，容易滑入生存的深渊。

1926年11月，49岁的黑塞在致他“亲爱的朋友”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讲述中年危机、写作的艰难，直白地说：“仅仅忍受活着——虽然其间也有欢快的时候——就已经是十分艰难的事了。”能够抵抗“活着”之颓丧的“欢快”是什么呢？至少对在写这封信的黑塞而言，是好友的来信，他在信的开头对收信人表白：“您看，我正把您放入能够理解我的朋友之列。所以，您可以想象，您的信带给我多么大的喜悦。”黑塞打算把即将出版的诗作寄给少数几个朋友，茨威格在列。

抵抗“人世的痛苦”的“武器”，不止美学，还有深厚的友谊，那些“能够理解我的朋友”。

以“说坏话”著称的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为好友保尔·维特根斯坦（1907—1979）写了一本书，不是回忆录，而是一部文学作品《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出版于保尔病逝的第三年。伯恩哈德以第一人称视角，用散文式的回忆漫谈，纪念保尔，感念他们的深厚友谊。德国德国文学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慨叹：“伯恩哈德的作品从未如此有人情味，从未如此温柔。”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

[奥地利] 托马斯·伯恩哈德著

马文韬译

肉体与精神溃败：

相同的生存危机

1967年，托马斯·伯恩哈德和他的朋友保尔·维特根斯坦同时住在维也纳第十四区威廉米恩山上的医院里，前者刚做完一个肺部大手术，医生说最多再活几个月，后者则又一次被送来治疗精神病。一个在肺痨病院的赫尔曼病房，一个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的路德维希病房，起初，他们并不知道好友就在二百多米开外。

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其东边为肺病区）

肺痨病院的赫尔曼病房

直到两人的共友伊丽娜分别探望他们，才彼此知晓。因疾病而被“隔离、搁置和放弃”的两个人在生命的关键时刻发现了对方，从伯恩哈德的视角来看，死寂的心仍有希望激活——“我们忽然同时住院，又一次濒临生命尽头，我不认为是偶然。但我也不让这一事实承载太多的宿命。我在赫尔曼病房，想到我的朋友保尔住在路德维希病房，就不感到孤独。”

伯恩哈德把他们的“生存危机”归因于同一个根本问题：无法忍受自己和这个世界。一方面，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机能；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面对个体与环境的冲突，难以找到精神共鸣。

话剧《维特根斯坦的侄子》（Alexander Waechter版）

剧照© Barbara Pálffy

保尔：

花花公子？疯狂的哲学家？

保尔是谁？

书名“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即是答案，当然不止于字面。

在维也纳上流社交圈，保尔·维特根斯坦被戏称为“男爵先生”，因为他出身豪门、衣着讲究、品味不俗、浪漫多情、出手阔绰，是豪门望族维特根斯坦家的一员。

在维特根斯坦家，保尔是异类和耻辱，跟他叔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一样，是家族的“害群之马”，疯癫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哲学论》

可对伯恩哈德来说，保尔是“能够理解我的朋友”，反之亦然。那些刻板的描述不会出现在了解彼此的朋友口中。

“他的亲戚不希望看到他享有自由，更愿意他住进医院，他们不得不考虑到，他总是浑不吝地滥用他拥有的自由。他们恨他，可是对我来说，他的确是他们给这个世界生产出来的极可爱的一件作品。”

保尔和伯恩哈德拥有相同的爱好，频率共振。他们相识于伊丽娜的家，伯恩哈德刚进门，就听到他们在讨论由舒里希特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哈夫纳交响曲》，伯恩哈德立即愉快地加入话题，热烈讨论了数个小时。此后，他们一起去看歌剧，聊哲学、政治和数学，坐在萨赫酒店前的露天咖啡座观看过来往去的行人，驾船出游，出席荒唐的文学奖颁奖典礼，在看完糟糕的话剧首演后不约而同地吐槽……他们一起分享生活的乐趣、生命的孤独，头脑中最疯狂的想法。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实拍图，设计师邵年摄

接近死亡的怯懦：

他死去，我仍然活着

如果友谊只有命定的开端、热切的发展、长久的情谊，就不会是伯恩哈德所要讲述的故事。某个时刻，伯恩哈德在保尔身上忽然发现了“我”必须对抗“你”的东西。

在保尔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时候，尽管伯恩哈德仍牵挂他，却害怕单独与他相处。

今天我已经记不得我们俩坐在沙发上都说了些什么，坐了没多久我就起身告辞，把绝望地坐在墨绿色沙发上的朋友一个人扔在那里。我想，我忽然无法忍受我这位朋友了，这想法纠缠着我不放，我不停地想，我已经不再是跟一个活人坐在一起，这个人早就死了，我是跟一个死人坐在一起，于是我离开了他。

为什么要跑开？为什么要离开“真正的朋友”？

伯恩哈德无法忍受这样的保尔，因为感到死亡迫近，于是他仓促跑开。一个热烈聪敏的人变得如此虚弱孤独，让他震惊。

在综艺《五十公里桃花坞》中，李雪琴说：“我之前在网上总看到有人说：‘你要跟有能量的人做朋友。’其实当时我看到这种话，我特别绝望。因为如果大家都跟有能量的人做朋友，那谁会愿意跟我这样的人做朋友呢？”

有的。就在刚好的时机出现。

从保尔家仓促跑开后，伯恩哈德来到公园，坐在长椅上，回想在他处于绝望的顶点时，保尔如“救星”般出现：“我的真正的朋友，是他让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虽然我生活得并非不幸和痛苦，但大多数时间里的确很艰涩和苦恼，是他影响了我，使我经常生活得很幸福。他使我了解了很多我感到完全陌生的事物，给我指示了以前我并不知道的道路，为我打开了原本对我紧闭的大门，让我这样一个很可能在乡村纳塔尔这个地方颓废、潦倒下去的人，重新找到了自己，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这是伯恩哈德当时当刻无法对保尔做到的事情。在伯恩哈德意识到保尔“根本就不再想活了”“坚持不了多久”的时候，借用记忆中的保尔再一次把自己拉出困境，对抗即将失去好友的悲伤、即将袭来的孤寂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