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那年，于行健就已经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站在编程比赛的领奖台上，更是在15岁时，凭借942分的高分成功进入辽宁省队。
大家原本期待这位百年难得一遇的编程天才能够再次闪耀光芒，却没想到在2025年4月1日，他选择从高楼跳下，将生命定格在了16岁。
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留下了一句令人心碎的话：“妈妈，我疼，救我”……
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走上了这条路呢？
从“神童”到“矛盾体”
2022年，还在读初三的于行健就拿到了信息学奥赛辽宁省第三名的好成绩。到了2023年，他又在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中以接近满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
同年3月，他更是入选了辽宁省队A类选手。根据父亲在祭文中回忆，儿子小时候解题时“只需要用眼睛看”，这种超凡的认知能力让亲友把他比作电影《哪吒》中的“敖丙”，象征着祥瑞与希望。
然而，这种天赋也逐渐变成了一种束缚。尤其是在进入青春期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本的“温柔善良”变得“情绪多变”，甚至对母亲表现出不尊重的态度。
当时，父亲就察觉到儿子内心似乎埋下了不安的种子，开始挑战一些既定规则。从父亲的悼词中可以看出，于行健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仿佛拥有双重人格。
这种转变其实和科研领域常见的“早熟悖论”非常相似。如果一个人过早地进入高度专业化的竞争体系，很可能导致心智发展和知识积累之间的失衡。比如，他曾多次表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无论如何都融入不了现有的圈子。
他不太愿意与人交往，内心像是被一把锁牢牢锁住，情绪起伏不定。他特别渴望逃离现在的生活，不止一次提到想去“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竞争、没有比较、没有孤独的地方，可以让他自由自在。
崩溃的起点
2025年3月22日成为了于行健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那天，他在信息学竞赛中失利，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在比赛结果公布后，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舞台的灯光熄灭时，影子比想象中还要长。”
据同学们回忆，赛后他独自在机房待到了凌晨，反复调试一段永远无法运行的代码。之后的十几天里，他表现出典型的抑郁症状：连续旷课、拒绝进食、整夜盯着天花板发呆。
普通人遇到问题时，通常会选择向家人或朋友求助，但对于行健来说，他似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心朋友”。于是，在4月1日清晨，母亲发现他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算法导论》，空白处潦草地写着：“所有的0和1都失去了意义。”
几个小时后，他就从高楼跃下，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法医报告显示，他的手腕上有密集的陈旧性划痕，这表明他长期承受着心理上的痛苦。
然而，讣告中更多地提到了他的成就和荣誉，却很少提及他对情感状态和心理健康的关怀。这份讣告本应展现更多人性化的温暖，而不是仅仅罗列奖项，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
情感的重要性
看到于行健的经历，人们不禁想起了九年前的“史学天才”林嘉文。2016年，17岁的林嘉文在出版了两部史学专著后选择了跳楼自杀，遗书中明确写道：“未来对我而言毫无吸引力。”
两位少年虽然都展现了超越年龄的学术天赋，但却都被困在了“神童”的标签之下。林嘉文在遗书中理性地安排了遗产分配，而于行健则通过网络社群为陌生人提供心理支持，这种“拯救他人”的执念反而凸显了自我救赎的无力感。
值得一提的是，于父在祭文中坦承，当儿子不再需要学业辅导时，他误以为这是孩子独立成长的表现，却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情感疏离的开始。
实际上，类似的情景也在林嘉文的家庭中重演。他的母亲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儿子会在遗书中叮嘱她“尽量出去工作”。这些细节反映了高成就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情感失语症”。
毕竟，信息学奥赛作为中国顶尖人才的选拔通道，本质上是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参赛者需要掌握研究生阶段的知识，比如离散数学、组合优化等，训练强度堪比职业运动员。
辽宁省队教练透露，A类选手每周要进行60小时的训练，并需在5小时内完成4道相当于IEEE论文难度的编程题。这种体系培养出了一种独特的“算法人格”，将生活简化为输入输出模型，把情感体验降维成可优化的参数。
当于行健发现自己无法修复“程序漏洞”时，整个系统似乎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容错空间。他建立的网络心理互助群组，本是为了帮助他人，却最终成了压力转移的出口。尽管他帮助了156名网友，但自己的求救信号却被当作“系统噪声”忽略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