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新津
田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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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天气乍暖还寒,细雨如丝。一早,我在地铁10号线太平园站刚上了去新津的车厢,收到著名散文家凌仕江发来的微信,“去新津吗?”“干吗?”我明知故问,“看花。”他约我去新津梨花沟看那漫山遍野、洁白似雪、如烟似霞的梨花。去年,也是这个时分,我们被新津第25届国际梨花节有关方面邀请去,想必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而这天,我是专程去看刚刚开放的新津黄鹤楼。
新津黄鹤楼(图源:集泉揽胜)
新津黄鹤楼很有名气,仿武汉黄鹤楼修建,背靠波平如镜的南河,隔逶逦西行千里的川藏公路,与占地广宏、巍峨壮观的“古今天下第一忠孝儒林”新津纯阳观遥遥相守相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绝配。其檐角飞翘,红柱黄瓦,气宇轩昂,美不胜收;通高24米,系三重檐歇山式建筑,其檐角飞翘,引人注目。然而,奇怪的是,新津黄鹤楼从来没有开放过,楼下两扇红漆大门始终关闭,好像隐藏着什么秘密。近日,黄鹤楼开了。
新津纯阳观(图源:新津文旅)
新津纯阳观(图源:集泉揽胜)
新津纯阳观(图源:风华五津)
不要小看这关门和开门,其内涵和外延的意义很深。
著名作家莫雷有篇名著《门》,虽然只有一千多字,但字字珠玑。他说:“开门和关门是人的一生中意味颇为深长的动作。”“开门是一个神秘的动作;一种进入一个新的时刻;它包含着极大的人世间喜悦的闪现;重聚、和解。”“一扇门的开启也许会带来慰藉;它改变并重新分配人痛苦的分量。然而门的关闭却可怕得多。它是一种最后定局的自白。每一扇门关了就是结束了什么。在门的关闭中有不同程度的悲哀。一扇门砰地关上是一种软弱的招认。一扇门轻轻地关上往往是生活中最为悲剧性的举动。”“开门和关门是一部分生命的严峻的流动。”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我把新津黄鹤楼的关门和开门,看成是过去的封闭和今天继续深入改革开放的象征。
车过双流,就像潜艇浮出了海面,因为从这里始,在地下运行的地铁升到了地面,直到新津,风驰电掣。眼睛豁地一亮,视野大开。无边无际盛开的金黄色的油菜花,从车窗两边扑进车来,看上去,就像铺了一地有些湿漉的金子。油菜花田后是川西林盘,林盘中呈现出一栋栋有围墙的农家小院,小院中人家大都是一楼一底的洋房子,好些人家都有自己的小车,显示出农村正在逐步富裕起来。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幽静。林盘边上的沟渠两边,等距离排开的桉树、柳树、杨树……上面凝聚起来的水珠,在向下无声地滴落。
成都新津油菜花(杨明强 摄)
新津我是太熟悉了,这一段路我不知走了多少次。
新津原是成都一个县,2020年6月撤县建区,仍属于成都管理。成都市区距新津很近,不过三十多公里。然而,历史上可谓咫尺天涯,有言,“走遍天下路,难过新津渡。”新津本为成都南部咽喉要地,然而,新津县城与对面的五津镇有三条江河阻隔,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车辆至此,不得不上船下船上船,如是三次折腾,费时费力费钱。而今,不仅早就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因近年通了地铁,特别是全国各地没有哪个城市像新津这样——地铁在新津,从头至尾贯穿到底,便捷得难以想象。
新津川西林盘(成都市新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新津川西林盘(成都市新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供图,图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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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四川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的母亲被分配到新津,先是到五津(又称旧县,据说这个镇历史上作过新津的县城)小学当老师,后来在一所极具川西农村韵味、由一所远近闻名的庙宇——龙马寺改建的龙马中心小学当了多年校长。
到我上学的年龄,母亲把我从成都接到她身边发蒙读书。当时成都很小,只有“九里三分”。过了杜甫诗中“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红墙黄瓦的诸葛武侯祠,就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南门;再过红牌楼,就到了双流县(今成都市双流区)境。在这里,牧马山在郁郁葱葱的川西大平原上兀地而起,在大平原上看它是山,上得山来却又很平,由此向西,纵横百里,山清水秀,如同一片云中翠湖。
成都双流牧马山(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牧马山名的由来,有一个不无曲折的传说。据说三国前期,益州牧刘璋性格懦弱,居然任由一支羌军,过了传统意义上的汉羌分点——白雪皑皑的折多山,绕过打箭炉(简称炉城,今天的康定),再绕过雨城雅安;过川西边缘重镇,历史上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在此恋爱私奔而闻名天下的临邛(今天的邛崃市),居然上了与成都咫尺相距的这座山,对成都形成鹰视虎逼之势。
折多山(黄诚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刘备在鲁迅笔下“神机妙算近乎妖”的诸葛亮辅佐下,最终进了天府之国四川,取代刘璋建立了蜀国,以成都为京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蜀相诸葛亮第一要务就是要求这山上的羌军“退一箭之地”。羌军一是惧怕诸葛亮的威名,二是想“一箭之地”再远能有多远,就同意了。
诸葛亮画像 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 藏)
约定射箭那天,五虎上将“常山赵子龙”赵云出马。只见骑在一匹雄骏上的赵云,轻舒猿臂,拈弓搭箭,朝西天瞄了瞄,呼地射出一箭,响箭朝西天穿云破雾而去,双方派人寻箭。
这就寻、寻,一直寻到炉城。只见城中那座与折多山遥遥相望的高山的山巅上,那支插进山巅、威风凛凛的箭不是赵云射出的箭是什么。原来,就在赵云射箭那天,诸葛亮派密使,快人快马,给炉城守将郭达送去了他的锦囊妙计。郭达依计将赵云的箭插到了山巅上。于是,羌军如约而退,一直退过折多山,退到了传统意义上羌人的塔公草原。
塔公草原(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也许是嘉奖郭达,诸葛亮将炉城那山取名郭达山,而蜀帝刘备要诸葛亮将羌军退去的那座与成都近在咫尺的山取个名字。此山不仅是成都人外出踏青的好去处,更多的是此山是最好的军马场,而当时的军马,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比今天的坦克有过之而无不及。“牧马山!”诸葛亮随口就来,牧马山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牧马山像一条大海中腾起的青龙,又像一匹扬鬃奋蹄的青骢雄骏,与西去的川藏公路并行不悖,夹在中间的新津机场也是纵横百里西去;一直走到与县城三水相隔的五津镇,这才青龙入水,骏马止蹄。
新津机场是二战时期为打破日军对我封锁,费时经年建起来的远东最大的军用机场。当时,建设方动员了双流、新津、新都、新繁、彭山、邛崃、大邑、温江、郫县、蒲江等多县尤其是新津本县的民工,共20多万。他们没有条件也是大干快上。在抗战最艰难的1939年冬天,几十万衣衫褴褛、脚穿草鞋、饭都没有吃饱的民工没日没夜建机场。他们或是手提肩扛,或是像三峡纤夫一样,将身子俯下去喊着号子,拖着重达几吨的代替压路机的石磙碾压机场跑道……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了这座军用机场,创造了一个奇迹,从而让美国战略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从这里夜以继日地起飞,跨海轰炸日本。而在1949年冬天,崩溃了的蒋家王朝大员们,如“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等,还有若干的重要辎重、金银财宝等等,也是在这里昼夜不停地运往台湾。当然,其间,遭到我地下武装的多次袭击。
当时,还是儿童的我,第一次经过这条线时,新津机场已然全部改为民用且断为三截。第一截就是现在的双流国际机场,第二截是双流飞机修理厂,第三截是新津民用航空学校。第三截是我儿时的乐园,特别是靠岷江一段,这一段成了草场,草场上散布着很多牛羊。风过处,完全就是我想象中的“白云高,牧草长,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大草原。
一条人脚踩出来的弯弯小道,像一条飘带,飘过草场,飘过既像城镇又像乡村显出散漫的岳店子;然后,飘上田原尽头那赭黄色的牧马山宝峰寺。
爱在草原上嬉戏游玩的我,不时被吓一大跳。因为深草丛中突然露出的椭圆形碉堡,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就像突然显现出来的厉鬼。碉堡上细长的机枪眼就是鬼眼。这些钢筋水泥铸就的椭圆形碉堡相当厚实,上面留有不少斑驳的弹痕,有种“弹洞前村壁”的意味,让人不由想起,当年我地下武装突袭这里时战斗的激烈。
五津镇是条足有一公里的长街,也是一个水陆码头,旁边又是新津机场,是个要津。其交通之发达,市面之繁荣,超过对面的新津县城。长街上,鳞次栉比的茶馆饭馆酒馆,在平常的日子也是人满为患,更不要说洪汛期。
到了每年洪汛期,上游那三条通天河水汹汹而来,倏然间把两津之间淹得淌平。两津之间那几个素常青葱的小岛上,努力探出头来的枝丫,在洪水的冲击拍打下,像是落水女人的头发,很有些惨烈;纵然其间两三个仗恃领地面积大的岛屿未被洪水吞噬,但也被完全封闭、封锁起来,成了鸡犬可闻、炊烟可见、却与世隔绝的孤岛,而三条江河的下端,则成了一派汪洋。
将县城与对岸长烟一空,逆河而上,纵横百里的长秋山脉隔开来的那条平素温润如玉、波平如镜的南河,此时也变得暴躁无比,汹汹河水倾其所能地涌入那派汪洋。而也就在这时,长秋山脉排头兵似的、珠圆玉润插入下游汪洋,平素像个玲珑剔透的金瓶似的宝资山,此时摇身一变,像个女侠,轻拽裙裾,仗剑从汪洋中腾空而起;而秀丽的宝资山顶上那红柱绿瓦、檐角飞翘的六角亭,就是戴在她头上的桂冠。
新津宝资山(图源:青年快报网易号)
因为洪水,因为封渡,在两津裹足不前的商贾行人,每天无不抬起头来,神情着急地仰望着云烟处,那宝资山六角亭上垂下来的两串大红灯笼——这两串大红灯笼的升降高低,代表着洪水的大小以及是否开船,那光景,很有爱看川戏的川人眼中《梁红玉击鼓抗金》的苍劲。
一辆辆挂着黄色帆篷的军车,从五津镇渡口排起,沿着五津镇的一边静静地排过、排出,一直排到川藏公路上,有一种内在的急。
就这样,我的思绪,如同细绵绵雨,直到从新津儒林站出来,站在新津黄鹤楼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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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就一上一下两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楼上就我一个人。透过窗棂朝县城方向看,好一幅新津烟雨图:引人注目的波平如镜的南河对面,逆河而上,纵横百里,一直走进邛崃天台山的长秋山脉,如一条翠绿的玉带,那般凸凹有致,那般妖娆,越看越蹊跷,越看越神奇。
新津南河(图源:成都市新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从排头兵似的宝资山起,沿着那条公路,顺岷江前行百里,就到了眉山,眉山是北宋大文学家“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三人的合称)的家乡。在唐宋八大家中,“三苏”父子占了三席,何等了得!尤其是苏轼(字东坡)诗书画三绝,可谓古往今来第一人。而也就在宝资山一顿,转过身来,行约百里,到了临邛,临邛出了严君平,成都现在的君平街就是以他命名。他是西汉著名道家学者、易学大师,当时在成都以卜筮为生,如有神助,却淡泊名利,早早归隐,不仅写出了精深的、对道学有指导意义的,绕不过去的《道德经》,而且培养出了扬雄这样彪炳千秋的弟子学人。而快出新津地界时,在永兴所辖的梨花沟,不仅产生了如今闻名巴蜀大地的铺天盖地的雪白梨花,更是在这里走出了北宋名人张商英、张唐英兄弟。张商英是当过宰相的,其兄张唐英的名气不弱于张商英。那里还有一座观音寺,观音寺里有幅明朝壁画《飘海观音》,这幅壁画被著名美学家王朝闻指为“东方的维纳斯”。
严君平画像(图源:品鉴彭州)
张商英像(图源:成都日报)
新津观音寺壁画(图源:国家地理中文网)
就地缘学的角度看,以宝资山为界,东西两边都在约百里内,出了这么多名人,确实值得研究,而研究的密码、钥匙,应该就藏在宝资山内。
在这很简洁的黄鹤楼上,我突然惊喜地看到一幅明代木制《汉江揽胜图》,在这幅木刻上,有这样的一段注释:“1935年 据1989年版《新津县志》记载,黄鹤楼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乐山人王陵基(抗战期间曾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修建,高24米,系三重檐歇山式砖木结构,其形制仿武昌黄鹤楼,归江而建,登高而至,盛景独揽。”乐山人王陵基(字方舟),曾做过刘湘读军校时短暂时间的老师,后来刘湘做国民革命军21军军长时,他是刘麾下五大主力师师长之一。在1934年的二刘(刘湘与刘文辉叔侄)大战中,刘湘获胜,从而结束了多年的四川内战,刘湘成了“四川王”——成为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在这个过程中,王陵基为刘湘鞍前马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湘是个强烈的地方主义者,更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历史上的新津黄鹤楼(田闻一 摄)
抗战军兴,刘湘是最先站出来的强烈主战派将领之一,他最先身先士卒,率军出川抗战,竭尽全力。整个抗战期间,川军出动350万,伤亡64万;当时,每十四五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个在前线作战。一时“无川不成军”,川军的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都是全国第一。在抗战最艰难的1941年,四川一省单独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税赋,其多项指标,也都是全国第一。
民众欢送川军部队出川抗日(图源:广安日报)
1938年初,时为第七战区司令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陆军上将刘湘病逝于武汉万国医院,年仅50岁。之后,王陵基倒向蒋介石并深受蒋信任、重视。1948年,蒋介石为了稳住战略要地四川,并在四川做最后的国共决战,特别召他不信任的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到南京,让邓自动解职,遣职由他深为信任的时为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继任。王陵基在任上不遗余力,与胡宗南一起,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同时也就被人民解放军列为“战犯”。黄鹤楼上的如此介绍,表明了一个态度,说明黄鹤楼之所以关闭和开放的原因。如此的功过分明,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化。
刘湘(何允中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在心中甚为欣喜的同时,我注意到一个醒目的长方形的玻璃书柜里存放的《新津县志》。我去拿起一本看,相当厚重,每本足有一公斤。我翻到自己最注意的人物部分,我发现,上书的人不多,而且偏重进步人士和革命人士。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爱国人士蓝耀衢和改革开放初期脱颖而出的著名民营企业家、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四兄弟都不在其上。当然,刘永好四兄弟都不在其上,可能是因为他们尚健在。赫然在目的有我大伯田香圃,他是新津地区第一个考入中国大学的(此大学后来并入北京大学),而且读大学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生极尽曲折坎坷。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新津县党史办的同志到成都我家,要我父亲把大伯的情况写一写。现在出现在《新津县志》上的大伯的事迹非常详尽。
1952年,早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的我的父亲,因一时没有工作而早婚早育的他,有生活的压力,被来蓉招聘一批名牌大学生的华北招聘团招聘。父亲被招聘任命为大组长,因此,他将在新津老家的大伯和一位毕业于川大的好朋友又推荐给华北招聘团,他们也被招聘,一起分配到山西。结果,大伯比我父亲回来得还早。大伯之所以被“退”回来,在于他说话结巴,是茶壶里的汤圆——有货倒不出。父亲四兄弟,父亲行三,老大老二比老三老四大很多。因为老大老二,是早婚早育的爷爷在考上日本明治大学官费留学前生的,老三老四是爷爷留学回来后生的。
爷爷去日本留学后,年幼的大伯感到孤独,家里对他管得很严,除了四角的天空,了无生趣。偏偏带他的男佣是个结巴。年幼的大伯对带他的男佣把一句话说得结结巴巴,感到有趣。他是拿钱跟男佣学成了一个结巴。
在山西一所中学任教的大伯因为是结巴,很快下去当了工友,负责敲钟。偏大伯嗜书如命,往往把上课钟成了下课钟,下课钟敲成了上课钟,因此被遣返回了成都。我父亲一开始比大伯情况好很多,在一所大学当老师。但是到了60年代初,他却被打成“漏网右派”也回了成都。父亲之所以被打成“漏网右派”,是他所在的大学要打的右派指标需要完成;而父亲被“打”,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就读的大学是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这所教会大学与北京的燕京、辅仁、南京的金陵、山东济南的齐鲁、上海的圣约翰六所著名的教会大学齐名,都是榜上有名,是被看作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标本和范本。
我只见过大伯一面。大伯仪表堂堂,长相很像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但周总理是个天才的外交家,而大伯却是个结巴。2022年8月5日,我在“方志四川”发表过一篇《风卷红旗过大关——怀念我的大伯父田香圃》。这里,不妨引用一些——
那时放寒暑假,老师们可不像今天这样拉伸耍,而是集中到县上政治学习。这期间,母亲将我和弟弟放在县城小水南门一个姓傅的人家,母亲称她傅大姐,让我们叫她傅大嬢;傅大嬢当时不到50岁,能干,靠给人家做鞋子、纳袜底养育读中学的女儿……我们兄弟寄住在她家,她当然愿意,对她家也是一个补贴。
印象中,新津小水南门人家,很有些鲁迅笔下江南人家的意味:一条深巷的两边,是一应拉伸的白墙黑瓦、相互独立又相互相依的人家,高高的门槛,很有些徽派建筑意味,这也难怪,四川是“湖广填四川”的省,有这样的痕迹很正常。
傅大嬢居家的大杂院,原是一户郭姓人家的独院。虽然郭家的独院成了政府管辖的大杂院,但并没有影响这家人分到楼上一通最好多间地板楼房。郭家男主人我从来没有看清过,当时,他是个赶牛车的,长年在外拉货养家,很少回家。就是回来,也是藏在楼上。而他的妻子,我们叫郭嬷嬷的,也不知是不是他的原配,比他小很多,当时最多40来岁,长得也好。但因为成分不好,走路做事轻手轻脚,深怕引人注意,似乎希望将自己化而无。他们与我差不多年纪的两个女儿也是这样。
出乎意料的是,有次郭嬷嬷停在我面前,对我说,“你大伯和我家老郭以前是好朋友,你大伯书多,他那年去山西时,就把好些书寄在我们这里,堆了我们家一屋子。你什么时候上成都时问问你大伯,他这些书还要不要,如何处理?”如此看来,拉牛车的郭家男人,肯定以前也是一个有钱的读书人。
父亲从山西回来后,在搬运公司当工人,已经揭了“帽子”,他和当校长的母亲没有任何往来,可谓“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有次,我去成都,是走路去的,到了成都,天已经很晚了。走到父亲住家的宽巷子四号,只见两扇斑驳的黑漆大门关得死死的,对面那间公厕外面高杆上一盏瓦数很小的电灯,散发出一星幽微的光,衬托出夜的幽深。夜深人静,我不便去敲门,而且也不知父亲在不在家。心想,正好到窄巷子大伯家去试试,正好新津郭嬷嬷有话要我带给他,这就去了。
这是一个夏天的晚上。
运气不错。
大伯家住的那间大杂院还未关门,我轻轻推开门进去,显得有些凄凉的月光照在院坝里,我问一个可能是来关门的大爷田香圃家在哪里?他指给我看,在第一进院子。我见到了大伯,他果然长得像周总理,如果他上台演周总理,完全可以不化妆。第一次见到我这个侄儿的大伯,没有什么欢喜。身穿一身白衣白裤的大伯,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问我到成都有何事?我将天晚了,爸爸家的大门进不去,又说新津郭家人让我带话给他……大伯听后,结结巴巴地说,你回去……帮我感谢郭家人,就说……那……些书我都不要了,请他们把这些书……或留或卖或烧,随便处理。
当晚,大伯在他牛毛毡搭的厨房里,为我支起一间小床。好在是夏天,不用盖被子,他用书给我当枕头,是一本厚厚的原装外文书。
第二天一早,当大伯抖抖索索地用一个铝盒,为我送来一小坨蒸饭时,昨晚没有露面的新娘娘——大伯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时,同家庭包办婚姻的妻离了婚,这是后来找的。比大伯年轻得多的新娘娘没有什么文化,但家庭地位比大伯高许多,因为她有一手做面食的好手艺,是成都耀华食品厂的工人,有固定收入,而大伯只能打些临时工,百无一用是书生。站在门口的新娘娘对我很不客气、很直露地说:“大毛(我的小名),你吃了早饭就走,去找你老汉,现在物资定量供应,我们可是一点也没有多的。”我忍气吞声,发现大伯也是忍气吞声。我知道我不会来了。临走,少小的我问大伯:“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大伯沉思有顷后这样对我说:“我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说到这里没有说下去,戛然而止,面露凄恻。他对我的问题这样回答:“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过后不久,精神上陷入极端矛盾痛苦的大伯死了,死时与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同岁,刚好一个甲子。
在黄鹤楼上,我看着《新津县志》中的大伯不由想,如果大伯地下有知,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早就不只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看到他上了《新津县志》,应该含笑九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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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是标准的美食之乡。随便信手拈来的二罗,就可见一斑——早期的罗国荣,是新中国四大名厨之一,被誉为现代川菜“开派大师”,历史上曾多次应邀为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主厨,1954年进入北京饭店,在15年间多次承担国宴主厨。当代的罗长松,理论与实际结合得相当好,是原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2013年4月,该校与四川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建立四川旅游学院)老师。当时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旅游天府》当编辑、记者,因工作需要,有幸多次领略过他烹饪的美味。
有“古今第一忠孝儒林”之称的新津纯阳观入口(田闻一 摄)
有“古今第一忠孝儒林”之称的新津纯阳新津纯阳观(图源:民俗探奇)
这天我到新津,想去领略一下朋友推荐的豆花坊,据说就在我多次住过的名人酒店对面。印象中,新津的美味我都知道,怎么会漏掉眼皮底下的这一家!
从黄鹤楼下来,仍然是绵绵细雨,细雨绵绵弥合天地。本来,我从黄石大桥过去就是,可不知什么原因,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下桥,准备从桥洞下穿过去。谁知,这一走就走进一种早已逝去的、梦境般的地方:前面是一处洞天福地般的庄园,左边,新津绿道像一条长长的翡翠项链,从桥洞那边穿过来,延伸而去,与波平如镜的南河并行走向我看不见的远方。桥洞前有个卖烤粽子、烤粑粑的大娘,不时用手中的铲子在平坦的油锅上喷香,将嗤嗤作响的农家椒盐粽子和艾蒿馍馍翻来覆去,让肠胃不太好的我马上饿了,就像刘仪伟做节目一样,架势吞清口水;而与大娘相对的是一个卖农村椒盐粽子的中年男人。他的粽子才一元钱一个,一长串一长串地吊在竹竿上……这都是我喜欢的。这样的情景,早已远去,只是我小时跟在母亲身边发蒙读书时在龙马小镇上才有过。特别是,地道的红豆椒盐粽子才一元一个?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这让我想起小时唱的歌“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我把它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可现在不要说一分钱,就是一元钱掉在地上,都可能没有人捡。我当即买了10个粽子,边看边闻边说好。这汉子长相老实,但肯定是读过些书的,现在而今眼目下,在新津这样的地方,有几个是没有读过书的?这汉子懂心理,他见我如此说,就顺杆儿爬。“老师!”他叫我老师。“这样价廉物美,很有乡土味的椒盐粽子,你们成都肯定是买不到的。”他能看出我是成都来的?他架势劝我多买一些。我说,我是想多买,但不好拿作罢。
之后,我去大娘那里,各买一个烤得喷香的椒盐粽子、艾蒿馍馍,三元钱一个。拴围腰的大娘也劝我多买点回成都去,她说的话与汉子如出一辙。
然后就去了朋友介绍的豆花坊。这家饭店,这时没有客人,我吃惊,问老板怎么没有人。“老师!”这个红脸膛的老板对我说,“我们这里不像你们成都大城市,只要菜好,随时客人都是满的,我们这里不行,要到饭点才有人。老师这时来,不是饭点。”
我一边翻着他送上的菜谱,一边说,“我是朋友介绍来的,听说你们的凉拌鸡不错,还有豆花,就来这两样吧!”
“好的!”老板笑笑,“火车不是推的,牛皮才是吹的。老师你吃了就晓得好了。”说着,颠颠下厨去了,他的妻子担任跑堂,很快菜来了,是不错。
饭间,老板娘送我一小盘他们自家的洗澡泡菜,爽脆可口。收钱时,眼眨眉毛动的老板娘不仅声明那盘我说的爽脆可口泡菜不收钱,是优待我,而且少收了我五毛钱。她特别这样对我说,“有言酒好不怕巷子深,这话过时了,其实酒好也怕巷子深,比如你老师,就不晓得我们这家豆花坊,是朋友介绍来的。麻烦老师以后多给我们介绍点成都的客人来。一回生二回熟。以后老师再来,我们虽然利少,保险给老师打折。”
我走时,他们夫妇笑容可掬地把我送出门。他们夫妇,还有在桥底下卖椒盐粽子、艾蒿馍馍的大娘,卖一元钱一个椒盐粽子的大哥,本身都是纯朴的农民,但一经商,必然就带有商人的属性;类似大作家汪曾祺写的《智斗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新津纯阳观(图源:民俗探奇)
我在新津地铁儒林站上车返回成都了。下了将近一天的细雨突然停了,地铁风驰电掣地奔驰在我熟悉而又不熟悉,见天都在变化的富庶、青葱、温润的成都大平原上。回望渐渐远去的新津,新津看不见了,唯见雨后初晴的天际间升起一道圆弧状的彩虹。从我第一次到新津,至今已过去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有诗人说得好:当我16岁的时候,看60岁,那是一个遥远的港湾;而当我60岁,回望16岁,那又是一个遥远的港湾。而日子一天天过去,环环相扣,如同一条铁打链环。如果仔细审视我们过往的日子,每天都是新的,都是不一样的。如今的日子,如同出现在我眼前的彩虹,变幻且绚烂!
作者简介
田闻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连续三届创作员,四川省直(红星)作家协会顾问,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名誉副会长。资深媒体人,著名长篇军事小说、历史小说作家。擅长以近百年间巴蜀大地上的重要人物、重大题材创作,成果丰硕。同时擅长散文、随笔写作和文学评论。作品多篇多次获第三届四川文学奖,黄河入海口散文奖,巴金文学院奖,全国首届“大红鹰杯”征文赛中篇小说唯一一等奖等。有作品先后入选《四川五十年文学作品精选》(长篇卷)《四川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作品精选》(长篇卷)。
本文内容系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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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田闻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