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挺颖烈士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上,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人物,他们有的经历无数次死里逃生,终于与全国人民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和蓬勃发展,更多的人却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各种方式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他们所深爱的世界,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但是,“从记忆中淡去”并不意味着应当被彻底遗忘,反而应当因为他们的历史功绩而被永远纪念,比如本文的主人公何挺颖。

何挺颖来自陕西秦岭南部一个相对闭塞的山区。从小立志以科学和实业救国的他,在亲身经历、亲眼见到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暴行之后,毅然弃理从文,迅速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牺牲时的他,年仅24岁。



秦岭南麓的南郑县

现在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可能并不多,但如果提到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三湾改编”,提到毛主席为之慷慨陈词的黄洋界保卫战,就不得不说到这位早逝的英雄了。

01、心忧国是的秦岭少年

何挺颖,字策庸,1905年5月出生于陕西汉中南郑县何家湾一户家道中落的农家。他的父亲何根生不仅懂得一些现代的科学知识,而且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因为烧了家里大部分古老的线装书而成了乡邻眼中“离经叛道”的极端典型。

但在年幼的何挺颖眼中,父亲却是一位了不起的“新人物”,能给他介绍很多在那个古老闭塞的小山村里根本见不到的新鲜事物。他的童年便是在对父亲的崇拜和新思想的耳濡目染中度过的。

何挺颖8岁进入私塾读书,常常由于不能背诵前一天的功课而受到老师责罚。不仅老师认为他是个“笨孩子”,连父亲何根生也认为他不够聪明,因此给他取名“挺颖”,字“策庸”,希望他能够通过启蒙和开导,从平庸挺进到聪颖。



但是,时间长了人们却发现,何挺颖虽然不够“聪明”,却非常刻苦和勤奋。别人学两遍就会的,他常常“笨鸟先飞”,学五遍十遍来巩固。他不但自己学,还要帮弟弟温习功课。两年的私塾学习结束时,他掌握的内容比其他同学都要扎实得多,连曾经直言他“笨”的塾师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说何挺颖“笨是笨,却很踏实”

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何挺颖一直坚持“我不及别人聪明,我必须比别人多下点苦功夫”的韧劲,在学习成绩上始终保持名列前茅。

1915年,何挺颖进入高等小学读书时,他的父亲再次失去教职回到家里,尝试成为一名实业家,并在镇上开了一个轧棉花的作坊。平时如果机器出了问题,懂一点机械原理的何根生就带着儿子一起修理,俩人还一起设计过榨油机。一来二去,何挺颖不但对机械、物理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立志长大了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大量进入中国内陆市场进行倾销,棉花、布匹等纺织品首当其冲,轧棉花的人越来越少,何根生的轧棉花作坊也最终因为赔本而倒闭了。



当时,正在读中学的何挺颖,一方面正如饥似渴地阅读表哥从北京寄来的《努力周报》、《改造》等进步书刊,一方面苦于他所就读的那所旧式中学暮气沉沉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氛围。

1922年暑假,通过进步书刊开阔了眼界的何挺颖和几个同学一起发动了“暑假留校读书”运动,号召大家把能收集到的新书都集中起来,彼此交换阅读。一时间,《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东方杂志》、《小说世界》等都出现在他们的阅览室里。一个假期的苦读,使参加读书运动的学生们的思想和眼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接下来的学期里,当日本拒绝废除“二十一条”和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入秦岭南部这个闭塞的小城时,何挺颖立即与同学们效仿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仅仅花了三四天时间,就成功地组织和发动了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市民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散沙枉多四万万,热度只有五分钟,‘中国不亡无天理?!’午夜徘徊心如焚。”——何挺颖当时作的诗

这是古老的汉中历史上第一次自发的学生运动,令那些腐败无能却又因循守旧的旧式官僚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惶恐,却又不知所措。据何挺颖自己后来的回忆,这次学生运动是他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迈向政治活动的第一步,也是接受全新的爱国思想的开始。他第一次感受到群众的力量,也是第一次在纯粹的爱国思想指导下组织社会活动。

02、弃理从文:国家急需革命的斗士,而不是候补的博士

1925年初,何挺颖考入位于上海、以理工科闻名的大同大学数学系。进入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朋友的影响下读到了《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初步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大学里的何挺颖依然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希望将来能够在数学上有所建树。



大同大学旧址

这年5月上旬,上海日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中国工人和克扣工资而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为报复工人的罢工运动,开枪打死了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数十名,引起上海工、商、学等各界的强烈愤慨。

原本埋头于数学研究的何挺颖得知这些消息后,再也无法继续沉浸于书本。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爱国激情也被猛烈激发。5月30日,何挺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大学生和群众上街演讲、游行,声援工人斗争的队伍,却亲眼见到爱国学生被英国警察逮捕,爱国群众被英国警察开枪射击,南京路上血肉横飞的惨象。

而当时的反动政府,不但不对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加以阻止,反而千方百计破坏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残酷的现实迫使何挺颖痛苦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最急需的革命的斗士,而不是候补的博士。



五卅运动给何挺颖极大的刺激

从此,何挺颖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于1925年秋季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学系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实,何挺颖转学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他已经被系主任看作一个非常好的“数学苗子”。听闻他要转学的计划,系主任反复劝他“不要辜负自己的数学天才”,并承诺毕业之前就可以留校作为助教,力劝他走“学者”道路;家人则以转学即停止经济供给相要挟,希望能制止他的“疯狂”举动。

“对数表里查不出救国的良方,计算尺不能驱逐横行的虎狼……”——何挺颖当时写给朋友的诗

但是,南京路上爱国学生和群众惨遭帝国主义屠戮的场景始终在他脑海里盘旋,挥之不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身边党员朋友的积极开导下,何挺颖最终放弃成为数学博士,而选择成为一名“革命斗士”。



“南京路上圣血殷,百年侵略仇很深,去休学者博士梦,愿做革命一新兵”。——何挺颖

转入上海大学后,何挺颖继续发挥他从小养成的刻苦勤奋精神,每天读100页以上的书以弥补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不足。为了读书,他常常连坐车的钱都没有;因为夜里读书时间太长,房东要求他每月额外出5毛钱的电费。在这种捉襟见肘的艰苦生活中,他的精神却越来越充实,行动也越来越坚定了。

1926年初,组织安排何挺颖在一个工人夜校担任部分工作。这段时间,他广泛地接触产业工人,在和他们深入交谈的过程中,何挺颖了解到工人阶级的思想、生活和工作状况,使他的思想再次为之一振,已有的理论知识对于实际状况的指导作用也更为明显。



上海上世纪20年代的产业工人

经过在工人夜校的工作和锻炼,何挺颖彻底摆脱了两三年前对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不知路在何方”的迷茫和悲观情绪,成为一名积极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03、挺进井冈山,从名不见经传到成为毛主席搭档

1926年下半年,在经过一个短期的军事训练班学习后,何挺颖被派往北伐军中,成为李仙品部的一名团级指导员。第二年,随着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何挺颖被迫离开北伐军,到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干部连工作。

7月下旬,他所在的警卫团在团长卢德铭的带领下,准备开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由于起义部队已经先行南下,他们便在江西修水一带整休待命。



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主席为发动秋收起义,组织了中国革命军第一师的革命武装,何挺颖所在的警卫团被编入了第一师第一团,何挺颖担任其中一个连的党代表。参加秋收起义后,一团从江西修水继续出发,在向湖南长寿街进军的过程中遭到以邱国轩为首的叛军袭击,不得不改道向浏阳转移。几番辗转后,他们终于在9月19日到达浏阳的文家市。

何挺颖在文家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并为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转向罗霄山脉中段进行游击战争的讲话深深折服。

在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过程中,由于先前的作战失利和敌人不断的围追堵截,加上部队极为有限的生活条件,造成部队思想动摇,不少战士都在转移过程中或掉队,或趁机自谋出路去了。但何挺颖凭借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乐观的革命精神,途中不断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并且以身作则地饱满的革命热情鼓舞大家。



何挺颖故居里的雕像

当部队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时,起义部队已经从出发前的1500余人锐减至不到1000人。而毛主席发现,何挺颖担任党代表的连队,不但党员多,政治气氛浓厚,而且在沿途竟然没有一个逃跑的!这使得毛主席眼前一亮,当即决定找何挺颖谈话。

谈话过程中,毛主席了解到,眼前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不仅读过大学,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进行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当何挺颖提出应当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在军队中发展党员、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等看法时,毛主席兴奋地说“正合我意”。

1927年9月29日晚,毛主席在三湾村“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中共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现有的起义部队重新进行整编。何挺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的决定,与主张继续攻打大城市的冒进派和主张“散摊”的消极派进行激烈辩论,又向摇摆不定的人们耐心解释整编的各项政策和理由,积极协助毛主席展开整编的具体工作。



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使原本命悬一线的革命队伍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改编过程中,起义部队由原来的第一师缩编为第一师第一团。何挺颖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第三营的党代表。

改编后不到两个月,我军在湖南茶陵县成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但是不到一个月,茶陵县政府就遭到以吴尚为首的湘桂反动军阀的反扑,由于敌众我寡,革命政府危在旦夕。此时,在桂东一带打完游击正在返回井冈山途中的何挺颖、张子清等人听见茶陵方向的枪声,知是敌我交战,便立即率第三营前去救援。

暂时打退敌人后,迫于敌人不断增兵的压力,他们和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等人决定暂时将办公地点搬到乡村,并把部队撤回井冈山,但团长陈浩、副团长徐庶等人却极力反对。他们借口带部队出城打游击,企图借机投靠蒋介石在湘南的方鼎英部,幸亏毛主席根据何挺颖先前的报告及时赶到,才化解了革命军队被分裂的危机。



井冈山时期时期的毛主席

经过这次风波,何挺颖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家第一师第一团的党代表。1928年3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和湘南特委决定,把以毛主席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委,毛主席任师长,何挺颖被任命为师委书记。就这样,何挺颖和毛主席成了工作上的搭档,一起为根据地的建设殚精竭虑、废寝忘食。

4月底,毛主席、何挺颖率领的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革命武装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红四军稍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上,朱德被选举为军长,毛主席任党代表,何挺颖则被任命为军委委员。



井冈山会师意义非凡

04、惊心动魄的黄洋界保卫战

从1927年11月开始,随着工农红军先后占领茶陵、遂川和宁冈三县,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红色政权,并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等有利于当地百姓的运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并不断扩大范围。

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料并引起他们的恐慌。朱、毛会师之后,红四军在多次打退敌人进攻的同时,截至1928年7月,根据地的范围已经扩大至宁冈、永新和莲花三个县以及遂川北部、茶陵县东南部等地区。

1928年8月下旬,毛主席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总结刚刚结束的永新战斗经验时,指出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和各项条件,并讨论了接下来的行动部署。在得知红军主力在湘南战事失利的消息后,毛主席决定亲率第31团第三营到桂东接应朱德的部队,并命一营坚守井冈山。



毛主席出发后,何挺颖和31团团长朱云卿立即部署一营的工作,安排他们在根据地边境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一方面迷惑和牵制敌人的力量,一方面便于刺探敌情。同时,何挺颖还和一营的战士们一起深入开展群众工作,以保卫革命政权。

在此期间,湘赣两省的敌人趁我军主力未归之际,已经将根据地的县城和平原地区攻入囊中。8月底,湘军吴尚为抢赣军之先,率一个师的兵力直逼根据地黄洋界地带,企图在红四军主力回归之前一举消灭井冈山根据地。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1300多米的海拔使它成了井冈山的重要关隘之一,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当时,31团一营远在永新和莲花一带打游击,32团一营在山下的宁冈驻守,只有32团二营守山,而敌人却有近四个团的兵力来犯。

敌人大举进犯,而毛主席和朱德两位主帅以及部队主力都不在山上。消息传开,不免人心惶惶,军队中出现了打还是撤两种不同的声音。



井冈山雕塑园里的何挺颖雕像

在这危急时刻,何挺颖与朱云卿商量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以极富激情的语言贯彻了毛主席关于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并与同志们讨论了对付敌人的策略。

“五百五十里井冈山的地势好,有红米南瓜吃,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党恢复了,群众起来了,这是很好的割据地区。我们在这里有了依托,可以进退自如地打仗,扩大割据地区,敌人对我们是无可奈何的。若失掉了井冈山,我们将会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毛主席在永新会议上关于坚守井冈山的指示。

最终,与会同志决定发动发动群众、协同作战,誓死保卫黄洋界。会后,在何挺颖和战士们的积极动员下,山上几乎所有群众都立刻行动起来,削竹钉,运弹药,送饭食,修工事,儿童团和少先队也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原本在山下驻守的31团一营营部和一、三两个连也已在接到通知后连夜上山。



黄洋界保卫战

在何挺颖和朱云卿的指挥下,我军分别以竹钉、竹篱笆、檑木滚石和四五尺宽的垫有竹钉和草刺的壕沟作为由远及近的四道障碍,又以巨石累成的掩体作为最后一道障碍。在军民一心、齐心协力的合作下,敌人经过多次强攻,也没有冲破我军设置的第五道屏障。

8月30日下午4点多,疲惫不堪的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挣扎着再次进攻,企图攻破我第五道防线。这时,何挺颖和朱云卿一边安排战士主动攻击,做出朱毛红军已经回来了的架势以迷惑敌人,一边命人把军队里唯一的一门迫击炮架到发射台上。

这门迫击炮有三枚炮弹,但是由于放置时间过久,前两枚都没能发射成功。炮手小心翼翼地把第三枚炮弹装入炮筒发射后,只听“轰隆”一声,炮弹准确地落在了敌人的指挥所爆炸了。



本就涣散不堪的敌军,在听到指挥所被炸的声音后,又看到漫山遍野都是挥舞着兵器的红军战士,以及他们斗志高昂的震天喊声,一个个感到头昏脑涨,在烟雾弥漫的暮色中仓皇逃窜。

就这样,在何挺颖和朱云卿的指挥下,我红军战士与当地群众同仇敌忾,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了数倍于我军的敌人,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也使我党和红军保住了井冈山这块宝贵的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闻讯后,欣然提笔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05、英才早逝后,朱德:“那是一个好同志,好同志,太可惜了!”

黄洋界保卫战之后,何挺颖先是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第二届边界特委委员,又在1928年年底在陈毅的陪同下,被调任为红军第28团的党代表和团党委书记,成为林彪的搭档。

由于声名在外,加上工作得法,何挺颖在28团指战员中始终享有极高的威信。然而,天妒英才或许不只是个传说。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仅仅半年后的1929年1月中旬,何挺颖随毛主席、朱德和陈毅等率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开拔,在1月24日的大余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大余战斗失利后,部队转移至广东南雄乌迳时又遭到敌人突袭,何挺颖不幸坠马牺牲,年仅24岁!



得知何挺颖牺牲的消息,毛主席哀痛不已,朱德元帅也在后来回忆起何挺颖时对王炳南说:“那是一个好同志,好同志,太可惜了!”

24岁,正值生命之花火热绽放的青春年华。如果在今天,24岁的年轻人应该是大学毕业、刚刚步入社会的起步阶段,90多年前何挺颖却带着他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卓著功勋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长眠于黄土之下。

这位出生于秦岭南部、汉水之滨,曾被认为是“笨孩子”的革命英雄,向人们演绎了一名资质平平的普通人,如何通过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需求和前途深度结合并建功立业的过程。他虽然年纪轻轻就牺牲了,但正是由于在国家需求与个人前途之间的选择和不懈的行动,他在其中得到了永生,成为了值得今天每一个人为之纪念的英雄。



何挺颖故居

随着时间的流逝,英雄们曾经鲜活的面孔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褪色,人们曾经熟悉的名字也可能被渐渐遗忘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但是,作为英雄的后人,我辈在享受他们的奋斗成果的同时,也应当始终铭记,正是英雄前辈们奋不顾身和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和安宁。

谨以此文纪念来自陕西汉中的何挺颖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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