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罗政委走了。”1963年12月16日下午5时许，工作人员在颐年堂外拦住正要开会的毛泽东，声音里带着哽咽。毛泽东的脚步突然顿住，烟灰簌簌落在深灰色中山装前襟，沉默良久才低声道：”备车，我要去送送他。”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整个中南海笼罩在沉重的氛围中。
当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沙哑的嗓音宣布：”罗荣桓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话音未落，周恩来手中的钢笔在文件上洇开一片墨迹。这位共和国元帅的离世，给国家领导层带来的震动远超外界想象。毛泽东不仅亲自主持治丧事宜，更在深夜伏案疾书悼词，笔尖几次戳破宣纸——他坚持要用毛笔书写对这位”政治工作奠基人”的追思。
次日清晨六点，北京电报大楼顶端的报时钟声穿透薄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22岁的方明攥着还带着油墨味的讣告稿，指节泛白。这份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文稿不过三百余字，却重若千钧。玻璃窗外的导播不断打着手势催促，年轻播音员深吸一口气，对着话筒开口：”现在播送重要讣告……罗、罗瑞卿同志……”当这个错误脱口而出的瞬间，方明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
这个口误引发的连锁反应堪称戏剧性。当时全国仅有两千余台有线广播，但每个喇叭前都聚集着屏息聆听的群众。天津某工厂的车间里，正在维修机器的老钳工突然直起身：”罗瑞卿同志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东北某部队营区，正在晨跑的战士面面相觑：”罗总长出事了？”远在西南的罗瑞卿本人接到电话时，正在审阅公安边防文件，听闻后苦笑着摇头：”这个方明同志，倒让我提前二十多年听见自己的讣告。”
有意思的是，这场乌龙恰恰印证了”双罗”的深厚渊源。1929年古田会议前夕，毛泽东在红四军遭遇信任危机时，曾对贺子珍感慨：”现在支持我的，就剩两个姓罗的了。”当时罗荣桓任前委委员，罗瑞卿任支队党代表，两人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力挺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这种肝胆相照的情谊，在建国后的公安部长人选问题上再次显现——罗荣桓三次上书中央，力荐比自己小五岁的罗瑞卿担此重任。
方明的失误绝非偶然。据其晚年回忆，当时播音室暖气过足导致缺氧，加上彻夜背稿的疲惫，才在”罗”字出口时出现瞬间恍惚。更具深层原因的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讣告播报尚无固定流程，稿件常常临时送达，播音员准备时间严重不足。这种制度性隐患，直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的直播事故后才得以系统整改。
事故处理过程颇耐人寻味。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接到报告时，正在审阅次日节目单。他盯着电话机足有半分钟，突然抓起钢笔在便签上疾书：”立即重播更正，我负全责。”而罗瑞卿的回应更显大将风范，他在给广播局的亲笔信里写道：”当年罗政委教我打绑腿，我三天都没学会，比起方明同志，我才是该作检讨的人。”这种宽容态度，使得原本要受处分的方明仅被通报批评。
不得不说的是，这次事故反而催生了中国播音界的革新。方明痛定思痛后开创了”三色标记法”：用红笔标注姓名，蓝笔标注数字，黑笔标注普通内容。1971年播送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消息时，他在”东方红”三字旁画了三个惊叹号，这个细节被后来的《播音员手册》收录为经典案例。更令人感慨的是，1988年罗瑞卿逝世十周年时，已是播音指导的方明坚持要亲自播报纪念专题，用无可挑剔的播音完成了迟来的救赎。
从技术层面审视，这场事故恰似一面多棱镜。它折射出特殊年代信息传播的脆弱性，映照出革命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更记录了一个年轻播音员的涅槃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