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很成功，但商鞅最终的结局很悲惨，遭受车裂之刑。一般历史教科书讲到这段，就说是秦国守旧、落后的贵族势力反攻倒算，迫害商鞅。这样看待历史太上纲上线，商鞅的结局固然令人同情，但在他身上一定有导致失败的原因。
司马光和主流儒家学者对商鞅的核心评价是两个字——刻薄。为什么说商鞅刻薄？安于习俗是普通人的本性，所以新法在秦国刚颁布的时候，有数千人特意跑到国都来说新法不好。为了立威，商鞅抓住一个太子犯法的机会，处置了太子的两位老师，一位被施以劓刑，一位被黥面。这两个人在秦国本来贵为太子的老师，现在因为太子犯法而受牵连，不仅被商鞅当作囚徒处理，还被树立为全秦国不奉公守法的头号反面典型，颜面扫地。商鞅则通过这件事树立了权威，迫使全国上下老老实实遵守新法。
就这件事本身而言，我们还能说商鞅执法严明，不分贵贱都应该守法，这理念没错。但商鞅推行新法仅立威而不树德，很多地方威过了头而德不足，就容易出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比如，数年之后，新法的治理效果得到体现，很多一开始抗拒新法的人纷纷跑来赞扬新法。这些人，你可以说他们是小人或愚人，可以针对他们的愚昧进行教育。但商鞅并没有选择这么做，他认为这些都是“乱法之民”，悉数发配到边疆，处置非常决绝，从此以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赞扬新法为什么要受到发配的惩罚，既然讲依法治国，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商鞅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凭的是法还是个人意志？其次，商鞅做这件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钳制舆论，老百姓都不敢议论法令。偌大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凭一个人说了算，这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吗？所以说商鞅威有余而德不足，失败的根基在这里。
史书上记载，商鞅曾经在渭河边审讯犯人，所诛犯人的血把渭河都染红了，所以“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这里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把商鞅严酷刻薄的面目揭露得很生动。
商鞅为了知道自己执政的效果，曾经问一个叫赵良的人，自己和春秋时期秦国名相五羖大夫比，谁更有成就。赵良实事求是地告诉商鞅，你不能和五羖大夫比。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使得秦国强大，曾经三度扶植晋国国君，一次帮助楚国。有这么大功绩的人，从来都是一辆车出门，不用带警卫。他死了之后，不分男女老少都悲伤流泪，甚至连儿童都不唱歌谣了，可见得人心之深。而商鞅你呢，看上去也很厉害，但无论做事还是为人，和五羖大夫都相去太远。
所以赵良最后送了两句话给商鞅：第一句叫“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因为赵良看到商鞅执政期间，不仅得罪了很多贵族，而且还伤残百姓，大失人心，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句是“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因为赵良看到商鞅每次出门都如临大敌，一定要做到戒备森严，和五羖大夫的轻车简从恰恰相反。堂堂相国，在自己国家里面走走都如临大敌，敌人是谁？说明商鞅自己也知道不得人心。一位相国为防范老百姓而戒备森严，这本身不就是对治国绩效的绝佳讽刺吗？
赵良这话是在商鞅出事五个月之前说的。五个月后，支持商鞅的秦孝公去世，原先的太子继位，商鞅被人诬告谋反，最终遭受车裂灭门之祸。商鞅虽然是被诬告，但这个结局是他平时积怨招祸而致。
关于商鞅之死，如果我们看《史记》，会发现很多戏剧性情节，比如商鞅遭通缉而逃亡，途中想投宿，结果主人说按照商君法令，接纳身份不明的人是要受处罚的，拒绝接纳商鞅。对此商鞅很感慨，自己终于尝到了严法的滋味。这个故事用来讽刺商鞅作法自毙。
我们把商鞅和魏文侯做个对比。商鞅是法家，魏文侯也看重法家，是战国早期支持变法的重要君主，而且商鞅这套法家本领很可能是在魏国得到成长，但商鞅和魏文侯在治国理念上存在巨大差别。魏文侯以李悝、吴起等法家人物为臣没有错，但大家不要忘了，魏文侯同时是以卜子夏、田子方等儒家代表人物为师的。
表面上看，法家的条令立竿见影，儒家的说教迂腐无用；事实上，任何法令最终都是要解决人的问题，立法而不立人，难免滑向条文形式主义。社会和国家都由人组成，管理社会、治理国家最终要回到以人为本的路径上来。法只能束缚人的行，不能收服人的心，严酷的刑罚更容易蓄怨，商鞅的失败正由于此。
司马光很重视法治，但不是单纯的条文主义者，和法的外衣相比，他更重视人的内心。司马光主张法制严明的同时，要以道德教化陶冶人心，与此对应，统治者要执法，更要蓄德。所以在《资治通鉴》中，魏文侯是理想的国家领导者，商鞅则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