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网络经济业态的革新，“一元购”等新型抽奖式销售模式引发诸多法律争议。本文立足于刑法教义学框架，结合典型案例与规范性文件，从行为实质甄别、平台性质判定及主观故意认定三重维度展开系统性分析，旨在厘清网络抽奖式销售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边界，为司法实践提供可操作的审查标准，同时提升公众对新型网络交易行为法律风险的认知能力。
一、网络抽奖式销售行为的类型化特征
“一元购”模式通常表现为将商品拆分为若干等额权益，用户以小额投入（如1元）购买份额，平台通过随机算法确定中奖者，未中奖者资金不予退还。其核心特征在于：
射幸性：交易结果完全依赖偶然因素，参与者以确定损失博取不确定收益；
杠杆性：投入金额与潜在收益严重失衡，存在“以小博大”的投机属性；
持续性：平台通过高频次开奖形成规模化经营，资金池具有累积效应。
此类模式易与赌博、诈骗等犯罪构成要件发生竞合，需通过实质审查机制予以界分。
二、行为实质的司法审查标准
（一）交易真实性与欺诈性判定
若经营者通过技术手段操控中奖结果或虚构商品信息，使参与者陷入错误认识而支付财物，应认定为诈骗罪。例如，张某运营的“一元购”平台预设中奖账号，致使数万名用户投入资金却无法获得商品，其行为已符合《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反之，真实抽奖行为需进一步考察其营利模式是否符合赌博特征。
（二）营利模式的核心要素识别
根据《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区分正常有奖销售与赌博行为的关键在于：
营利来源：正常商业行为通过商品差价获利，赌博活动则依赖投注资金抽成；
交易对价：有奖销售中参与者获得商品或服务权益，赌博行为仅提供中奖机会；
资金循环：赌博平台通过抽水机制截留资金，形成独立于商品价值的资金池。
如李某运营的“一元购”平台将90%资金用于支付运营成本与抽成，仅10%用于采购奖品，其本质已异化为赌博工具。
三、网络平台运营的罪名界分
（一）开设赌场罪的认定要件
依据《刑法》第303条第2款，构成开设赌场罪需满足：
场所稳定性：平台提供持续开放的投注渠道，如固定网站或APP；
组织控制性：运营者设定规则、管理资金流、维持平台运行；
参与开放性：用户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且具有不特定性。
例如，王某搭建的“一元夺宝”平台注册用户超10万人，每日开奖千余次，法院参照第146号指导性案例（陈庆豪案），认定其构成开设赌场罪。
（二）赌博罪（聚众赌博）的适用情形
对于临时性、小范围组织的抽奖活动，若符合以下特征可定性为赌博罪：
规模有限性：参与人数未达司法解释规定的“组织3人以上赌博，抽头渔利累计5000元以上”标准；
行为隐蔽性：通过私密微信群或线下渠道开展短期活动；
主体特定性：参与者多为亲友或特定群体。
四、主观故意的司法推定规则
（一）营利目的的客观化判断
通过以下证据可推定行为人具有营利故意：
资金流向：平台账户与个人账户混同，存在大额提现记录；
运营数据：中奖概率显著低于行业标准，资金留存比例异常；
宣传话术：以“稳赚不赔”“高回报率”诱导用户持续投注。
（二）违法性认知的层次化认定
对于平台技术人员、客服等辅助人员，需结合其岗位职责判定主观明知：
核心决策层：直接参与利润分配或规则设计，推定具有违法性认知；
中层管理者：掌握后台数据或用户投诉信息，可认定间接故意；
基层员工：仅执行指令且无证据证明知情者，不宜追究刑事责任。
五、结语
网络抽奖式销售的刑法定性需构建“三位一体”审查体系：首先甄别行为是否具备真实交易属性，其次分析平台运营是否符合赌博场所特征，最后通过客观证据推定主观罪过。司法机关应强化对算法黑箱、资金流向的技术侦查能力，同时建议立法机关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有奖销售的限制性规定，明确网络抽奖的合法性边界。唯有实现法律评价的精准化与行业监管的协同化，方能有效遏制新型网络赌博犯罪，维护数字经济秩序与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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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涛律师，郑州著名律师，律师团负责人，首席刑事辩护律师，14年刑事案件办理经验，专门办理全国各类重大、疑难和复杂的刑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