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琴花车伴着《不如跳舞》的劲曲开进灵堂，阿公的遗像穿着毕业服从花圈后缓缓升起，纸扎别墅、IPhone手机、Switch游戏机甚至健身器材，都在葬礼仪式里被火焰“快递”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场景，是现代台湾人对于死亡的一场温柔解构。
欢欢喜喜办丧事，热热闹闹陪亡人。此时，葬礼不再严肃，死亡也不再沉重。
可是面对死亡，敬畏与调侃，真的可以同时存在吗？两种相牴牾的观念，又为什么能在台湾保持微妙的平衡？
今年二月份，台湾社交媒体上的一则贴子突然火了。
照片上，几位年轻人笑容灿烂，倘若不是身处灵堂，看上去更像在郊游。众人簇拥着的照片上，老者神采奕奕，一套毕业装扮，煞有介事戴着学士帽。不是传统的黑白色，彩照周围环绕着心型花束，暖融融大片玫瑰粉紫。
阿公的毕业典礼
评论是清一色祝福，庆贺阿公完成“人生毕业典礼”，不少人都忍不住分享了自己参加过的告别式。比如用阿嬷竖起大拇指，给所有来宾点赞的照片；比如给过世的长辈折纸莲花，结果大家全都上头，当场来了场折纸比赛。
之前长辈过世折纸莲花，结果直接变成折纸大赛，收到的长辈：？？
然而渐渐地，分享中的喜剧色彩越来越浓，读起来像是某些无厘头电影中的情节，要不是有图有视频，几乎让人以为是在玩梗。
譬如守灵时点炸鸡和啤酒来吃，为了保护功德值，于是干脆搬来菩萨冰箱。
菩萨冰箱守护灵堂
好友去世十年纪念日，昔日挚友在灵骨塔边围坐一圈，聊天叙旧。聊到兴起时直接开团排练舞蹈，还不忘将C位留给唯一没能出席的朋友。
和已经逝去十年的好友排练舞蹈，不光留出“C位”，还有专属solo部分
评论中还有不少人提到了“电子琴花车“。这种“花车”是台湾特色，由中小型货车改装而成，装潢必须光彩夺目，在路上行驶时由电子琴伴奏，表演者载歌载舞。到了约定地点，车子中拉出伸缩台，立刻化身五脏俱全的流动舞台。
这种特殊文化脱胎于从人力扛抬游街的传统花车。从牛车到大货车，最后改装电子花车。最早的时候，车上的演唱者往往是一身缟素，用以增加葬礼的悲戚气氛。后来表演舞台装饰随着科技进步，开始加入各种声光特效，喜丧通吃。
电子琴花车闪着霓虹驶过街角，舞者裙子上亮片甩动，车下家属跟着节奏拍手——这是台湾“喜丧”文化的一角。在略显生猛的俚俗中，蕴含着柔软温煦，中和了死亡的冷调阴影。
中元节基隆的彩车游行 | ©视觉中国
当寿数跨越80的门槛，辞世被视作生命周期的完满闭环。能举办喜丧的逝者被视为福寿双全，往生定会极乐。既然是“喜”，自然不必用白，反改用红色，文字还可烫金。家属还会准备印着寿纹“寿碗”赠与吊唁者，人们相信这样能沾染些寿星福泽，祈愿自身亦能长寿安康。
在葬礼上唱曲安送亡魂 | ©视觉中国
葬礼的肃穆与笑声似乎天然对立，种种乍一看去近似玩梗的行为，在台湾人看来，却似乎没什么大不了——这几乎构成某种文化上的悖论：传承着古老闽南文化的地方，面对新世代近乎狂欢的仪式解构，为何能给予近乎纵容的默许？
直到看到某个讲自家白事的帖子，全篇都在洋洋洒洒调侃，活脱脱一幕微型喜剧，结语却是清淡的一句：“无常即是平常，无常即是日常。”
原来不是在消解死亡，也非对生命的轻慢，而是东方哲学中延续千年的精微辩证，一种隐秘的生存策略，正如庄子击缶而歌，超然而洒脱。
与创意相对的，是台湾丧葬文化中传统保守的一面。道士、孝女、诵经团、折莲花、冰库棺材、孝服草鞋、罐头塔……种种繁琐流程，是绝大多数台湾人都经历过的戏码。
由于复杂的文化背景，即便台湾各地区的处理方式及禁忌均有差异，但整体延续着传统文化的认知。哪怕随着社会发展，火葬成为主流，送葬方式也在改变，但许多观念依旧根深蒂固。
《父后七日》中葬礼上的罐头塔 | ©《父后七日》
譬如，台湾人很重视“寿终正寝”（指家中正厅），如果弥留时期的人能在正厅安然离去，将被视为极有福德的事。还有台湾特有的“孝女白琴”文化，出于对“哭丧”习俗的坚持，人们会特意雇佣专门的哭丧人，也就是“孝女白琴”。“孝女们”在亲属因为悲痛过度或无法出席时，在丧礼中带头痛苦，传达哀伤隆重的氛围。
然而，在新思潮冲击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对代代相传的古老的习俗提出质疑。2021年，新闻报道过引起热议的某网友吐槽：“小时候在宜兰乡下参加曾祖母的葬礼时，觉得整体氛围相当诡异，长辈还特地请人来哭天喊地，弄得超级恐怖。台湾人到底在干嘛？”
也有家中人去世后会请专业哭丧人来葬礼上哭丧以哭出“孝”果 | ©视觉中国
贴文一出，立刻引发大量共鸣，附和者如云：“不弄严重一点子孙会被说不孝”、“家属哭不出来，只能找人代哭”、“礼仪社业务，愈复杂愈好捞钱”……也有人指出，本质上这些繁文缛节是来自对死亡的避忌，因为不知道如何应对，索性全盘交给专业人士处理。而从业者又为了将收费合理化，力求面子上尽善尽美，免去闲言碎语。
具体到某个仪式的存废之争，折射出的却更多是代际价值观的无声裂变。那些祖祖辈辈重复的仪式，被高高捧起的宗法冠冕，正被个体感受所质疑，在真实的思念中悄然褪色。
焚烧纸钱纪念亲人的台湾民众｜©视觉中国
这并非传统的消亡，而是对生命本身认识的更迭。当排场不再是心意的计量单位，所谓的新旧拉锯战，已然超越了民俗，甚至超越了冰冷的社会学研究，回归到了对情感本身的自主定义权。
台湾大火的电影《父后七日》中，对“程序正确”如何取代人伦之情的讽刺，则更为尖刻辛辣。主角父亲的告别式上，先有代表上台致辞，结果全是假大空套话；后有装模做样的县议员，一心只是刷形象立人设。甚至连“专业人士”孝女白琴，也自信地表示自己哪怕“哭断肝肠，也不会落泪脱妆”。
葬礼的“程序正确”反而冲淡了人伦之情 | ©《父后七日》
此类黑色幽默几乎贯穿全片，主人公阿梅明明是亲属，却仿佛成了局外人，身心俱疲地旁观着整个告别之旅。
密集的追思与哭悼像是盛大的表演，展现出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喧闹。这种直白的，夹杂着些许荒诞的表达方式并不美好，却能给予人真实的触动。
程序之外，对亲人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感才是永远不变的底色 | ©《父后七日》
《父后七日》改编自80后作家刘梓洁的获奖作品，讲述父亲病故后，女主角与哥哥返乡，在七天停灵期间的经历。女主是彻头彻尾的现代都市女性，而这场乡下葬礼却全然遵照旧时习俗，种种矛盾积累起来，集中爆发。
台湾将父母去世称为“后”，大约因为至亲的离去，是人生节点般的存在。无论那之前的人生如何，节点一旦到来，你都会成为龙卷风撕扯过的房屋，被搅得七零八落。
真正令人悲痛的并不是父后这七日，而是七日之后无数个已经习惯了亲情的日子｜©《父后七日》
电影中，当女儿终于从忙碌琐事中脱身，骑着摩托车带父亲的遗像回家。在这个远离一切悲伤场景的时刻，昔年用摩托车载父亲的回忆却蓦然降临。如今，场景仿佛，父亲已然不在。亲人离去的伤痛注定是一件晾不干的衣裳，在余下岁月中始终窥伺，时不时透过针线缝隙，幽冷地吹入心底。
最终，引起争端的遗像是用电脑做出的，新旧双方都能接受的照片。这种折中，精准勾绘出当代台湾的“死亡文化”画卷。新与旧在这里结合、杂糅，矛盾又和谐。
可是面对死亡，敬畏与调侃，真的可以同时存在吗？两种相牴牾的观念，又为什么能在台湾保持微妙的平衡？
台湾民俗深受佛教、道教及儒学的影响，共同塑造并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死亡并非终点，人们穿过它，灵魂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循环往复，再次迎来新的生命。
灵堂上的引魂仪式 | ©视觉中国
因为坚信往生后的世界，台湾发展出诸如“观落阴”之类的习俗——经过特定的仪式，生者能够前往亡者居住的世界，与所思念之人再度相见。作家三毛在失去荷西后，曾多次借助观落阴，盼望能与丈夫相会。
可是说到底，传统中面对生死话题，始终是避忌的。对魂灵的坚信，与其说是观念上的圆融，不若说是心灵短效镇痛药，在每个无力抵御的瞬间给予安慰。然而绝大多时候，人们不愿谈起。毕竟每一次提及，都是对“失去”本身的提醒。
传统的花圈和饮料｜©视觉中国
死生亦大矣。无论是他人抑或自身，直面无常总是残忍。老话说，人死如灯灭。无论身前活得怎样有声有色，灯灭之后都将陷入相同的黑暗。而越是近距离享受过那光焰照耀的人，越是迅速地坠入孤独中去。生死与生活，一字之差，却是要背负一生的千钧之重。
“死亡就是这样，它以巨大的威力镇压人，让人俯首帖耳，战战兢兢地做它的俘虏。可一个俘虏受虐的时间久了，也会反抗。”
掩耳盗铃无法带来长久的自洽，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意识到，唯有正视议题，才能将自我重新从悲伤中剥离。
正视死亡，生活才能继续前行｜©视觉中国
近些年，台湾涌现出越来越多影视剧，试图剖开传统的叙事茧房，讲述被死亡封缄的故事。其中既有《父后七日》、《百日告别》这样，以局内人身份讲述的情感故事，也有以《人生清理员》为代表的，以从业者视角凝视死亡。
《人生清理员》聚焦现场清理员这一特殊职业，每个案例都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缩影，无论是悲伤、冷漠、抑或是五味杂陈，人性的晦涩在生死面前都被无限放大，引发心里绵密的共振。
与其他作品相比，《人生清理员》探讨的更多是“被留下的人”。他们如何面对精神的空洞，如何在不知所措中学会整理心中的“遗物”，是台湾新型的生死观的精神内核。
聚焦现场清理员这一职业展开的疗愈台剧 | ©《人生清理员》
从某种程度上，这场新旧交接的底层逻辑并没有改变。死亡仍是新阶段的开始，只不过需要重新出发的人，变成了被留下的生者。如何不沉溺于悲痛，继续生活，传递的是更进一步的思考。
正因为终点无法预知，遗憾才总是不可避免。在谈起驱使创作的本能时，编剧杨凯婷表示：“知道要把什么东西留给谁，对方也愿意欣然接受，把该说的话好好说，不给他人添麻烦，可以好好地道别。”
比起逝者更加在乎“留下的人”，归根结底是文化上的转变，一种自觉的反思。诚然，文艺作品可以引导社会对话，但它又真的能帮助我们观照自身吗？
经过他人的死亡后，每个人终究要回归对自我的思考。
2014年，时年64岁的叶金川与63岁的作家小野探讨死亡话题。见证过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叶金川决心提前为自己安排后事，他早早写好遗书，说明自己理想中的处理方式。而小野的觉醒似乎更早，他年轻时出远门，担心意外，便提前写好遗书交给姐姐。
这些做法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吉利的，我们的文化中有“避谶”一说，言语尚且要避忌，行为更不必提。选择挣脱这一部分传统，等于选择了用理性直面死亡的本质。不能有自我欺骗，也不能依赖对来世和灵魂的畅想。这种释然，无疑需要极大的驱动力。
传统葬礼 | ©视觉中国
最直接的动力，来源于个体化社会中，人们日趋迫切的心理需求：从传统家庭关系下，夺回生命的自主权。
朱光潜先生说：“遇到一件大喜事，没有人和你同喜，你的欢喜就要减少七八分；遇到一件大灾难，没有人和你同悲，你的悲痛就增加七八分。”死亡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话题，但当它落在每个人身上，到底只能是独自体悟。
公共墓地的墓碑前献上的五彩花束 | ©视觉中国
许多台湾人开始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迎接人生最后一站。他们渴望充分参与这件人生大事，保持自己的主体性。老人们会自己选遗像，提前准备好遗书，甚至会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而年轻人无疑更为大胆，从葬礼恶作剧到全员角色扮演，他们尝试用更新颖的方式留下自己的印记。
在各类殡仪行业的服务中，“个性化”和“专属”等词汇成为主流，制式化流程开始被“他/她是谁”的主题所取代。殡葬业逐渐从被动的服务者角色中抽离，主动推送社会对死亡定义的变迁，引导人们对生死新的认知。
树葬、花葬和草葬的生态墓地 | ©视觉中国
多种包括树葬、花葬、海葬等在内的新型殡葬方式，不断突破着传统生死观的边界，寻求支撑生命与个体尊严的内核。台湾“生死学”的兴起，不是故作轻松，而是一种坦荡的承认与尊重。
当演出走到尽头，能体面地完成最后谢幕，亦是人对自我的温柔成全。
壮族的葬礼 | ©视觉中国
死亡的可怖，并非来自它本身，而是它被它断绝掉的无限可能。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和对方做的事，曾经没做，日后也再无机会。可以说，如果没有活过，我们不会害怕死亡。
但是，如果没有死亡，我们又怎能算是真正活过？无以面对，也总要面对。不愿离别，却终须一别。
“一粒麦子如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人生清理员》中现实中的清理员在清理过程中留下的照片 | ©视觉中国
我们畏惧死亡，却能对麦子的一生泰然处之，既不会排斥春去秋来，亦不会厌恶自然的生死轮转。或许终有一日，在人生的循环往复中，我们与死亡相遇，也可以是浮花浪蕊都尽，唯有彼此相知。
所以——
“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因为“我不在那里，我从未逝去。”（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by Mary Elizabeth Frye, 1932）
编辑/Tasia
文/许鹏宇
图/视觉中国、图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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