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美国气候政策方法已经破产，气候现实主义适逢其时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4月7日发布】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代表着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败。多年来美国气候政策收效惨淡，对此借口称如果政府和立法者站在同一阵线，将气候问题放在首位，那么制定的政策在政治权力易手时就会被迅速推翻。美国每四年即出入《巴黎协定》，斥数十亿美元巨资用于清洁能源补贴或补贴收回。
然而，气候政策缺乏政治持久力，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在对美国选民所接受的政策方法进行谴责，而无法有效解释这些政策为何会不可避免地破产。在美国政府犹豫不决的同时，气候变暖排放正威胁着美国本土，使灾难不断恶化。数十年来，美国政府发放补贴针对性不强，未能使美国的清洁技术与中国的清洁技术相媲美。
美国需要制定新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这种策略要超越当今的党派分歧，扎实推进美国利益，并与选民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气候现实主义从两党都认同的合理论点中汲取灵感，同时摒弃左翼和右翼党派所倡导的错误建议。
需要揭穿以下四大谬论
气候现实主义理论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一理论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优先考虑发展美国利益，并承认其他国家会专注于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它摒弃了四种常常混淆气候政策思维的谬论。
1. 世界气候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鉴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的国际共识，即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限制在“远低于”2°C（3.6°F）的目标几乎肯定会被打破。同样，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也完全不切实际。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很可能上升 3°C（5.4°F）或更多。
可以肯定的是，清洁能源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太阳能现在是地球上最便宜、增长最快的能源。但每年约10万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彻底改革全球经济和基础设施基础，超出了世界各国选民和政府愿意承担的水平。而那些能够使重工业和长途运输等高排放行业深度脱碳的创新成果仍远未实现商业化。大量现有数据表明，全球经济在21世纪将无法实现净零排放。
2. 减少美国国内温室气体排放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内的排放量与全球气候变化基本无关。21世纪气候变化的轨迹将取决于2025年至2100年之间的全球累积排放量。按照这一标准，美国将占全球未来累积排放量的5%左右。中国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南非等新兴和非发达经济体将占总量的80%以上。减缓气候变化主要取决于减少美国境外的排放。
然而，许多人认为，减少美国的排放量可以展示国际领导力或发出信号，从而说服其他国家减少排放量。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美国单方面减少排放量并不能改变其他国家在实现自身经济脱碳方面的基本考量。最明显的证据是美国通过《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这是一项耗资1.2万亿美元的补贴计划，旨在减少美国未来的排放量。亚洲、欧洲等国家对此表示抗议，他们对这项法案对经济贸易和对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支持的影响感到愤怒，而不是鼓励他们减少自己的排放量。
3. 气候变化对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构成可控风险。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失控气候变化带来的所谓“尾部风险”既是灾难性的，又太过可信，不容忽视。不幸的是，人们过于关注经济学家对气候损害的核心估计，而不是关注尾部风险。例如，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核心估计是，到2100年，与没有气候变化的情况相比，美国的GDP将损失 6%。这种微不足道的GDP损失可能会将气候变化降为第三级风险，远低于全球流行病或核战争。
然而，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气候的影响， 甚至低估了更多。本世纪海平面上升 7 英尺、飓风、野火和冰雹急剧加剧以及整个美国城市从地图上消失的风险不容小觑。相对而言，美国可能比其他受灾更严重的国家情况更好。但这种规模的破坏可能会危及我们所知的美国社会的生存。
4. 清洁能源转型必然对美国利益和气候行动实现双赢。事实上，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对美国利益来说既带来严重风险，也带来潜在机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出口国之一，这一地位为美国带来了能源安全、经济繁荣和全球地缘政治影响力。然而，中国已成为迄今为止清洁能源技术的主要生产国，产品涵盖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和电动汽车。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向，全球向清洁能源的转型将损害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促进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将美国利益与清洁能源转型结合起来的唯一方法是美国发展创新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清洁技术产业。
美国两大政党的决策者经常陷入其中一种或多种谬论。摒弃这些谬论是迈向清晰而建设性议程的第一步。
气候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支柱
需要明确的是，气候现实主义不应仅仅意味着接受美国选择有限的严酷现实并忽视这一问题。相反，美国决策者可以通过推进三项必要措施，建立一种政治上持久的气候和能源方针，直面美国安全和繁荣面临的严重风险：
1. 为气候目标大幅超支的世界做好准备。美国安全和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核心规划情景应该是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至少升高 3°C。全球后果将是严峻的。至少数亿气候难民的大规模迁移可能会颠覆国际秩序，世界各地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可能会压倒各国和国际机构的人道主义能力。美国应该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各国合作建设复原力，并保护其边境。此外，气候变化的加速将极大地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美国应该为全球资源和军事定位的竞争做好准备，这种竞争在融化的北极地区正在加剧。
在国内，美国应积极投资于恢复力和适应力。随着灾害加剧，政策制定者应为本世纪大规模的国内移民和撤离做好准备，避免采取扭曲政策，保护房主免受保险费率的影响，否则这些保险费率会阻碍不审慎的经济发展，并大幅增加对灾害响应、管理和预防的投资。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而最严重的气候影响还要几十年后才会出现。因此，美国必须紧急平衡预算，偿还债务，并创造财政空间，以保护其社会在未来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利益。
2. 投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清洁技术产业。迄今为止，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惨遭失败——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美国清洁能源产业政策往往未能优先考虑全球竞争力，而是优先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等其他目标。例如，拜登政府为支持电池制造而拨出的300 亿美元赠款和信贷中，超过90%用于现有的锂离子电池，而中国在该技术和供应链上已获得压倒性胜利。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对下一代固态电池的投资严重不足，而该技术可以极大地改进军用无人机、手机和电动汽车，美国公司在该领域开发了创新技术，并正与亚洲竞争对手激烈竞争，以抢占市场先机。
如今，美国五大出口产业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化石燃料汽车、燃气轮机和化石燃料飞机。美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清洁技术产品极其有限，包括特斯拉电动汽车和通用电气Vernova风力涡轮机，这两款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都在被中国抢占。为了扭转这一趋势，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大力投资创新，培育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下一代地热、先进核能和固态电池。推进美国创新具有双重好处，既能促进国内经济繁荣，又能在新兴经济体采用美国技术时减少全球排放。鉴于美国的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微不足道，美国减少全球排放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开发和传播下一代清洁技术。
3. 引领国际社会努力避免真正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认识到世界不会实现其气候目标，仍有希望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危及文明的影响。美国应将此提升为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与避免核战争和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同等重要。
避免气候变化最严重影响的最可行途径是地球工程。这种方法——高度推测且未经测试——是目前最可行的选择，这表明目前全球净零排放转型是多么不切实际。地球工程包括一些激进的想法，例如向平流层喷射气溶胶，将阳光反射回外太空并冷却地球。美国应紧急开发和测试更大规模的此类方法，以应对可能需要部署这些技术的“破窗”紧急情况。美国还应仔细评估这些技术的风险，并准备阻止其他国家单方面部署这些技术，或进行国际合作。
最后，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战略，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推动中国和新兴经济体（未来累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来源）削减排放量。迄今为止，提供微不足道的财政援助等方法都失败了。发达经济体应该制定积极的贸易工具、关税和所谓的“气候俱乐部”，惩罚排放量大且增长迅速的国家。
诚然，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来说不公平。新兴经济体经常合理地辩称，它们应该享有西方经济体享有的以化石燃料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的一切权利。然而，事实是，外国排放正在危及美国本土。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加剧飓风和野火，将北卡罗来纳州至南加州的整个美国社区夷为平地，其影响类似于中国或印度尼西亚向美国发射导弹。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武器，从外交和经济胁迫到军事力量，都应该摆在桌面上。矛盾的是，可能需要气候威慑来和平地减少全球排放并拯救地球，就像核威慑在难以想象的战争幽灵的威胁下导致和平结果一样。
气候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历史上处理气候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华盛顿经常试图代表世界进行谈判，而沙特阿拉伯则代表自己的利益进行谈判，并试图阻止对其石油生产的任何限制。美国为国内清洁能源行业提供大量补贴，以创造优质就业机会，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成本高昂，且无法有效促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清洁技术行业的发展。此外，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有气候目标的幻想，而对加速气候变化的准备工作投入不足。果断转向气候现实主义理论将抛弃气候议程中所有不能明显提高美国竞争力、恢复力和地缘政治优势的方面。这样一来，气候现实主义可能会迫使世界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困境。
编译：李家豪（新能源部）
审校：孙桂林（新能源部）
编辑：李家豪（新能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