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经常不无骄傲地提到他们的母校，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母校”这两个字包含着一种世界观。在拉丁语中，“教育”有一个富含隐喻的名字“Alma Mater”，意为“滋养的母亲”。教育好比是一位“滋养型”的母亲，她不仅会教你实用技能，帮助你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还会培养你健全的人格，教你辨别是非，向你展示生命的魅力。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威廉·鲍恩和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所说：
教育是一项特殊、深具政治性甚至是神圣的公民活动。它不仅是一项专业性强的事业——向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阐明世间万物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它还肩负着培养道德品质和审美情趣的使命——向年轻人灌输如何高尚地过完一生等诸多信念。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教育的忠实拥趸，但是，诸如“滋养型母亲”如此崇高的词汇总会遭到他们冷眼相待。他们之所以推崇教育，是因为他们笃定教育有丰厚的社会回报，而不是打心里认为教育对灵魂有益——他们才不管那些高尚的措辞意义何在。一些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经济学家在形容教育时，偶尔会搬出经济学概念上的“有益品”——一种价值高于顾客愿意支付的价格的商品。但务实派的经济学家却很少赞同此类说法。
经济学家的逻辑是“一切向钱看”，为此他们没少遭到人文主义学者的尖锐批评。任何支持传统人文学科教育的人可能会指责道：“经济学家支持教育是因为它的社会回报高。”但是，鄙人通过科学的计算，揭露了教育神话下的真相——教育的社会回报低得可怜，甚至堪称灾难。
耶稣说过，“动用刀剑者，必死于刀剑之下”。人文主义学者当然可以揶揄我：“别得意，你也不是赢家。你不也是和你那些同行经济学家一样，斤斤计较所谓的经济回报？经济回报定义不了教育的价值，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才是教育的核心意义所在：思想文化远比金钱更重要。”
我真诚接受人文主义学者的批评。尽管我支持“破坏偶像主义” (Iconoclasm)，即破坏陈旧的“形象”和“偶像”的社会信仰，但是我深深地热爱经典的思想和厚重的文化。和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我在生活中总是拥护一些“不切实际”的思想和“非商业性”的文化。
此外，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我认为思想文化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的个人品味。哲学和歌剧确实是“有益品”。从本质上说，拜读大卫·休谟的哲学巨著《人类理解研究》要比阅读E.L.詹姆斯的畅销小说《五十度灰》更有价值；欣赏理查德·瓦格纳的著名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要比听托比·基思的流行歌曲《有钱的白人渣子》更有意义。不过，经济学家普遍对思想文化不太感兴趣，也无意去探寻思想文化深层次的内在价值，这便成了拥护教育的人文主义者抨击他们的理由。
然而，老派的人文主义者似乎有些夸大了他们的理由。教育肯定对灵魂有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教育能达到这一崇高的目的。现实世界中的教育，往往不是一位滋养型母亲，而是一个不负责任，甚至恶毒残暴的母亲。
功德无量的教育
“功用性教育”无须具备塑造学生灵魂之功用。只要学生毕业时掌握了可以应用在课堂之外的技能，再枯燥的学习煎熬也变得有意义。在“功用性”思想的指引下，人人都希望获得教育的工具价值，没人会关心它的内在价值。然而，要想实现教育的真正价值，我们必须对教育提出更高的标准。只有具备以下三大要素，教育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益品”。
第一个要素：富含价值的内容。学习伟大的思想和灿烂的文化可以塑造灵魂；学习不甚成熟的想法和乏善可陈的文化则意义不大。“与错误作斗争”素来是人文精神的追求，不过，人文强调以人为本，鼓励人们通过充分的论证、缜密的思考来判断价值，去伪存真。
第二个要素：高明娴熟的教学方法。向深谙专业知识、循循善诱的教师学习，学生的灵魂能得以塑造；向照本宣科、缺乏创见的教师学习，则意义不大。退一步说，在训练实操技能时，枯燥平庸的教学方法尚能被学生忍受，但是，对于启发知识或艺术灵感来说，将毫无价值。
第三个要素：求知若渴的学生。与求知若渴的学生分享伟大的思想和高雅的文化，能塑造他们的灵魂；强行把伟大的思想和高雅的文化灌输给那些满不在乎的学生，则意义不大。事实上，这种强迫式的做法，对学生和教师来说是一种侮辱，对人文学科本身来说，更是一种赤裸裸的亵渎。
歌剧是神圣的，但是，强迫那些摇滚歌迷进歌剧院，满心期待他们受到高雅文化的熏陶，不仅徒劳无功，更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出于教书育人之神圣使命，许多教师坚称，向孩子们强行灌输人文思想终归是有价值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懂得欣赏高雅文化。如果成年人的高雅文化修养源自多年前教师的强迫灌输，而并非被人文自身的价值所吸引，这不禁令人唏嘘。
拿上述三大“价值”要素为标准来衡量当前的教育体系，情况如何呢？即使你只接受过一小段的典型教育，答案也已经了然于胸。参照第一个标准，我们教育的内容价值不大：只有很少一部分富含营养价值，其他大部分只能用“白开水”来形容。
参照第二个标准，我们的教学方法很差劲：坦率地说，大多数老师甚至都没法让学生打起精神；参照第三个标准，学生的情况更糟：不管老师多么伟大，都很少有学生渴望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
私立教育的情况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在本质上和公立教育并无差异。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史蒂文·平克指出了这一凄凉的事实——课堂上，世界上最好的学生对着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打起了大大的哈欠。
尽管本人连续多年被评为“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尽管我的课没有“补听”的机会——因为我的课从不录视频；尽管期末考试的知识点完全来自课上讲的内容，每个学期过了几周后，偌大的教室还是空了一半。
我想，不只是我会碰到这种情况，哈佛学生翘课尽人皆知。学生每一次翘课，就相当于烧掉了父母50美元的现钞。我们的教育体系是“中空”的，这不仅是我的个人观点，我想，作为读者的你可能也会赞同。
为什么呢？老实说，当年上学时，有几个老师的授课能吸引到你？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既然如此，你当真觉得我们的孩子会被课堂吸引吗？即使孩子们拒绝嘴上说出真相，他们也用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了。
即便是现代教育最忠实的拥趸，想来也不会通过观看视频网站YouTube上乏味的授课视频（现实世界中的课堂情况如出一辙）来充实自己的灵魂。没人会这样。学生在学校感到百无聊赖、乏味至极，这凸显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的学校在“激励学生”上搞砸了。
听起来，人文主义者对庸俗的经济学家的批评似乎有理有据，经济学家给出了一记重拳作为还击：成本问题。就算歌剧能极大地滋养心灵，就算教育能真切地提升人们对歌剧的喜爱，我们也必须估算达成此项崇高目标所需的人均成本，否则纠结这些事实没有任何意义。
“看歌剧很有意义，花多少钱都值得”，这样说只是嘴上逞能罢了。如果你得自掏腰包，成本永远摆在第一位。为什么当你花纳税人的钱时，成本就不重要了呢？那些白白浪费的钱，原本可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这种基于经济因素的反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信服。我们生活在一个如科幻小说中描述般的时代：在富裕国家中，几乎每个人——约占地球人口的一半——都可以使用各种万能的智能设备，这些机器几乎可以回答你所有的疑问，也能教授几乎所有的学校科目。
互联网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它将我们与全球性的社区联系起来，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分享好奇心的机会。这些全球性的社区可不是新手教师的“俱乐部”；它们中有许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
互联网不仅提供了意识流上的启蒙，而且提供了优秀的正规课程。除了极少数例外，互联网上知识盛宴24小时免费并对任何人开放。如果教育是“有益品”，那么互联网就是生产“有益品”的“价值机器”。
仔细一想，互联网这台“价值机器”正在迅速淘汰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政策。一旦每个人都能以免费的方式充实自己的灵魂，政府就不能继续堂而皇之地为教育提供惊人的补贴。
有人表示反对，理由是“大多数人并不用互联网来丰富精神生活”。这实际上变相承认了教育的失败之处——渴望学习的学生很少。享受巨额补贴的教育，并没有让那些拥有人文品位的人接触到伟大的想法和高雅的文化，反倒是强制那些对人文无感的人，去接受伟大的想法和高雅的文化。
互联网的兴起也削弱了一种类似“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教育理念，即强制给孩子灌输人文知识，孩子成年后终有一天会懂得欣赏高雅文化。今天的成年人至少接受过10年的抽象思想和高雅文化的强制灌输。如果这种强迫式的教育有效的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应该会由衷地赞同高雅文化，时不时利用互联网，免费重温高雅文化带来的心灵感动。
事实上呢？鲜有人如此。娱乐明星金·卡戴珊的名字在谷歌上的点击量是著名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20倍，是哲学巨匠大卫·休谟的200倍。强迫式教育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的迹象，如果我们还倔强地坚持“为了正当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岂不是太过于滑稽？
娱乐明星金·卡戴珊
对高雅文化无感的庸俗之辈可能会回答：“当然，成年人很少在网上学习思想和文化。学了也没有什么回报。”本人并不会对这一类人做出回应，而是向那些坚称当下的教育对灵魂有益的人发起挑战。
互联网的兴起给后者带来了两个不安的事实：首先，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支持教育补贴的说法在今天已经站不住脚，因为互联网已经使思想启蒙这一使命几乎变成免费项目。
其次，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支持教育补贴，在过去也站不住脚，互联网很好地证明了人们对于伟大思想和高雅文化的消费需求很低，原因既不在于贫穷，也并非缺乏信息获取的渠道，而是令人咂舌的冷漠和无感。看看吧，人文教育的成本降到了零，我们的人文底蕴如此之薄弱，令人尴尬。
塑造灵魂的备选方案
“庸俗之辈”和“人文主义者”之间有一个折中的立场。对教育怀有理想主义情怀而又略显保守的人，可能会指责人文主义传统过分强调学生的精神生活。当然，学生很少感到自己的灵魂得到充实。
但是，为什么不务实一些，将“丰富灵魂”和“培养良好的为人处世态度和行为”等同起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教育能够明显地引导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教育有益于灵魂”的说法就能成立。
这是一个听上去很诱人的备选方案，接下来，我们将深入研究一番。作为读者的你，请负责判断一下，社会变革的方向是否“正确”，而我的责任是估算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把相关数据呈现在你面前，供你参考。
在此提前预告一下：教育似乎确实改变了学生的价值观，不过改变的幅度比老师和家长口中所说的程度要小一些。然而，为了找出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必须解读教育影响学生的机制。教育影响学生的机制是“教师的引导”吗？
换句话说，是将教师的思想植入学生的头脑中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教育改造了社会；教育影响学生的机制是“同伴效应”吗？换句话说，是将孩子分成截然不同的群体吗？如果是，教育主要的影响不是改造社会，而是对社会重新“洗牌”。
假设你现在多送一个孩子上大学，这个孩子的同伴群体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鉴于人类的顺从性，作为新生的他会尝试融入大学生这一新群体。例如，大学生的宗教信仰普遍较少，因此，我们推断，这位学生在信仰上可能会慢慢转向世俗的方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会减弱社会整体的宗教信仰。大学将学生分成了两个具有反向同伴效应的亚文化群体。如果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程度低于平均值，那么“非”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程度一定高于平均值。
每个亚文化的成员都会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群体文化。非大学群体中的学生面临着顺应宗教信仰的压力，大学群体中的学生面临着顺应世俗的压力，两者互为抵消。因此，教育对于社会宗教信仰的净影响并不明确，即使大学明显降低了大学生的宗教信仰。
引导效应和同伴效应同时存在，但后者应该强于前者，有三大理由：第一，在有些方面，学习上的引导效应最为强烈，但是教育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却不甚明显；第二，尽管学校的说教往往集中在为数不多的议题上，但教育的确在其他许多方面影响了学生的态度和行为。
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理智的观点有时会蔑视教育共识；第三，教育的个人效应和社会效应很少“叠加”。通常来说，教育对个人带来的改变，远远大于教育对社会带来的改变。
被置若罔闻的高雅文化教育者希望用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来充实学生的灵魂。但是对于“灌输学生对高雅文化的欣赏”，高中和大学的追求最为直接，也最为热烈。英语课上，老师敦促学生阅读古典小说、戏剧和诗歌，去追随那些文学巨匠的脚步——威廉·莎士比亚、华盛顿·欧文、埃德加·爱伦·坡、马克·吐温、伊迪丝·沃尔顿、辛克莱·刘易斯、罗伯特·弗罗斯特。
音乐课上，老师推崇传统音乐，他们鼓励学生去接受音乐名家作品的熏陶，尤其是古典音乐，诸如安东尼奥·维瓦尔第、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尤其是约翰·菲利普·索萨；艺术课上，老师虽然更多地强调动手操作，但是从不会忘记向学生激动地介绍顶级博物馆中的经典视觉作品。
甚至，学校在推行“破坏偶像主义”时，采取的也是一种有倾向的保守做法。学术课程通常包括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或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但很少能看到一些当代通俗流行的文艺作品，比如，乔治·R. R.马丁、嘎嘎小姐或弗兰克·米勒的作品。尽管不同的学校推广高雅文化的力度不一，但所有学校在课程中都呈现了一个明显倾向——反对流行文化。
这种“倾向”在培养高雅文化上的效果如何呢？我提出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并非100%是教育之功。同样，我们也应该为教育对文化的影响设定一个上限：当下社会对于高雅文化的消费也并非100%是教育之功。
我们先看看美国人阅读书籍的情况。总体而言，美国人的阅读需求低得惊人：美国人买书花的钱只占收入的0.2%，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在购买书籍上只花100美元多一点。在过去，美国人在书籍上的支出稍多出一些，但同样低得可怜——在互联网还未兴起的1990年，阅读支出仅占据家庭预算的0.5%。
今天的美国人花在烟草上的钱是书籍上的4倍，花在酒精上的钱是书籍上的5倍。“池塘”如此之小，高雅文化自然而然也没有机会长成“大鱼”。下表显示了历史上最畅销的英语小说的三大排行榜单。因为销售数字还包括学校采购书籍和指定读物的数据，所以，人们对经典书籍的“真实”喜爱度还要更低。
虽然销售数据明显有瑕疵，夸大了人们对于文学的热爱，但是，三大榜单共同呈现了公众长期以来的文学品味——高雅文化只是一个小众市场：狄更斯的《双城记》在三个榜单中名列前茅；《麦田守望者》、《宾虚》、《杀死一只知更鸟》、《飘》和《洛丽塔》都至少在一个榜单上出现；但是虚幻作品——托尔金、罗琳、刘易斯的作品——在三大榜单上体现出压倒性的优势。
关键的问题不是虚幻作品缺乏文学价值——就我个人的品味而言，《指环王》比《麦田守望者》更胜一筹。关键是，高中和大学认定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书籍，居然输给了不那么著名的题材。总的来说，文学课教师所推崇的文学价值和大众所追随的不在一个频道上：老师很少能真正激发学生对阅读的热爱，更别指望学生愿意追随老师推荐的文学题材了。
在音乐方面，流行文化更是以绝对优势击败了高雅文化。《三大男高音音乐会》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古典音乐专辑。虽然该专辑的销售量达到1 200万张，但是根本排不进历史专辑销量排行榜前50名。
从整体销量来看，古典音乐仅占美国音乐市场的1.4%；乡村音乐的受欢迎程度是古典音乐的8倍；而摇滚/流行音乐的受欢迎程度是古典音乐的30倍以上。古典音乐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稍好一些，但也仅占据全球音乐市场5%的份额，只是超过了更冷门的爵士乐的市场份额。
古典音乐当然具有美学价值。老实说，虽然朋克乐队——“邪教乐队”(Bad Religion)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但是他们的音乐价值自然比不过巴赫。问题的关键是：学校心中的“审美排行榜”对大众的文化追求偏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即使美国所有古典音乐的消费都是由学校完成的，全部学校在古典音乐熏陶上的努力，也只换来了区区1.4%的古典音乐市场份额。
为什么高雅文化遭遇了如此严重的边缘化问题？人文主义者可能会倾向于指责学校缺乏推广高雅文化的技巧：如果有合适的老师引导，学生一定会喜欢莎士比亚和勃拉姆斯。然而，更直截了当的说法是——要想欣赏高雅文化，人们需要付出额外的精神努力——而大多数人讨厌动脑子。
学生讨厌透了莎士比亚，也许，只有极其少数的高雅文化追随者会爱上这位游吟诗人。当考试有需要时，学生才可能硬着头皮尝试读一些高雅文化作品。然而，一旦完成了期末论文，绝大多数学生就会迫不及待地回到他们“通俗文化”的舒适区，拿起他们熟悉的、通俗易懂的作品。这个时候要是谁拿起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准会被周围的同学视为怪咖。
我曾请读者回想自己在学校的青春岁月，你还记得为你打开高雅文化大门的老师吗？我把自己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归功于扎纳先生（他是我上七年级时的“普通音乐课”老师）；我把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归功于拉格斯夫人（她是我上十一年级时的“荣誉英语课”老师）。
然而，看一眼周遭的情况，我立马醒悟过来：我不能拿自己代表大多数人。我当年的绝大多数同学同样接受了多年的文化灌输，但据我所知，他们的审美情趣大多没有任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