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江苏省赣榆县。
一个叫韦昭的人来到有关部门，控告他的侄子韦玉振，写文章的时候用词不当，思想不正确。
这起控告，引起了赣榆知县孙铭彝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派人逮捕了韦玉振，并将此事上报给了江苏巡抚杨魁。
杨魁也不嫌事大，他从赣榆知县的报告中读出了一个细节，发现韦玉振的问题不仅仅是用词不当，还可能涉嫌其他更严重的犯罪。
于是，杨魁派出了更高级别的官员，去赣榆县调查韦玉振，还真让他查到了一些意外的东西······
一场引起乾隆关注并通报全国的政治案件，就此展开。
01
江苏省赣榆县人韦玉振，是一个廪生。所谓廪生，就是秀才中的三好学生，每月可领补贴。
一年前，韦玉振的父亲韦锡病死，他的哥哥韦玉麟身患重病，操办丧事的重任，落到了韦玉振身上。
在古代，操办丧事不仅仅是吃席和埋人，繁文缛节很多，读书人尤其讲究这些。
韦玉振想给他死去的父亲写篇行述，所谓行述，类似于个人传记，是一个人一生事迹的详尽记录及评价。
中国古代讲究为尊者讳，以及人死为大，所以行述都是挑好事来写，评价也是使劲夸，先人名声好了，后人脸上也有光。
韦锡生前管理过社仓，他富有同情心，管理很人性化，常常对穷佃户减免息米。
解释一下，社仓是乡村设置的粮仓，平时会借粮给青黄不接的穷人，帮助其度过难关，穷人收获后还粮，要多还一些，当作利息，这叫息米。
这种好人好事，当然要被儿子韦玉振写到了行述里了。
他是这样写的：“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
此外，韦玉振的爷爷韦仪来也是秀才，可能写得文章很烂，曾被别人指责文理不通。
韦玉振想在行述中，为爷爷正名，反击这种指责，夸一下爷爷的文采。
他写道：“韦仪来有《松西堂稿》，并藏书东西二楼。”
意思就是他爷爷生前写过很多作品，出了作品集，家里还有很多藏书，怎么可能文理不通？
行述完稿后，韦玉振找人排版印刷，分送给父亲生前的亲朋故旧。
韦玉振的堂叔韦昭看过行述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他对韦玉振说，“赦不加息”和“赦屡年积欠”中的“赦”是什么意思，这能乱用吗？
韦玉振回答说，行述都已经散发出去了，而且《论语》里面有“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可以通用。你不要紧张兮兮的。
韦昭：韦玉振你在讲什么啊，你会被衙门带走调查的，你到底是······你是蜡烛呀？你的脑袋是不是动了手术挪到屁股上去了。
韦昭劝不动侄子，害怕被连累，第一时间报了官。
02
韦玉振平时可能不看新闻，或者虽然看了，但没看懂形势。
相比韦玉振，韦昭的判断力和领悟力，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赦，有两层意思，广义的赦指宽容，狭义的赦指对罪犯的赦免。
对罪犯的赦免权，专属于皇帝，只有皇帝才能大赦天下。
小民用赦，涉嫌僭越。
在大清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僭越意味着什么，有几个脑袋够砍的？
知县孙铭彝知悉此事后，觉得兹事体大，当即派人逮捕韦玉振、查抄相关证据，并上报巡抚杨魁。
这种特殊案件，超出了一个知县的权限，甚至巡抚都不一定能搞定，往往要直达天听，等待圣裁。
杨魁看了报告后，认为韦玉振擅用“赦”字，殊属狂妄！
再仔细研究，他发现行述里，还讲了其祖父韦仪来著有《松西堂稿》——这个《松西堂稿》很可疑，里面很可能有更多悖逆内容。
杨魁的心情大好，决定深挖这个案子，争取把它搞成大案。
影响皇帝心情的案子，别人唯恐避之不及，即使避无可避，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杨魁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
巡抚大人站得高，看得远，获取信息的渠道，岂是普通人所能比的？
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这得结合当时的新闻来分析。
就在前不久，大清发生了著名的“一柱楼诗案”，案情梗概如下：
江苏省东台县人蔡嘉树与徐食田，因财产纠纷打官司。
蔡嘉树为报复徐食田，举报徐家藏有《一柱楼诗》，诗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江宁布政使陶易不以为然，认为蔡嘉树挟私报复，要治他的罪。
蔡嘉树又向江苏学政刘墉举报，刘墉就民间所说的“刘罗锅”，这人为了往上爬，添油加醋上报乾隆，引起天子之怒。
乾隆认为官员们脑海中没有绷紧那根弦，案子变成了牵连甚广的大案。
他下令将江宁布政使陶易、扬州府知州谢启昆、东台县知县涂跃龙三人革职，押往京城，接受审查。
其他和这个案子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官员，包括退了休的，也都受到了处理。
他还严厉批评和警告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这两人为开脱罪责，重获皇帝信任，极力扩大该案的株连对象，引起江苏官场地震。
这也是赣榆知县孙铭彝，如此重视韦玉振案的大背景。
而杨魁一心要把韦玉振案搞大，原因还是为了将功补过表忠心。
03
杨魁秘密派遣韩鑅和林光照二人（两人都是级别不低的官员），亲自赶赴赣榆县调查。
调查结果：《松西堂稿》已经被烧了，草稿也找不见了，其余书中没有发现悖逆字句，至于藏书的东、西二楼，都存放的粮食，并没有违碍书籍。
不过，这两人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检查韦氏家谱发现，上有“世表”二字。
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有《三代世表》，通过图表的形式，梳理夏商周三代帝王谱系。
你胆挺肥啊，想称帝啊，这是普通人能用的词吗？
此外，家谱上还记载《松西堂稿》是一个叫丁椒圃的贡生做的序。丁椒圃是山东日照人。
杨魁认为，丁椒圃既然给《松西堂稿》写序，家里肯定藏有书稿，于是他飞咨山东巡抚国泰，请其调查丁椒圃，同时飞饬赣榆县将韦玉振押到苏州巡抚衙门审理。
飞咨、飞饬，两个“飞”字，可见杨魁心情之激动、立功之心切。
做完这些工作后，杨魁将案情和另一桩发生在太仓州宝山县的特殊案情，一并上报乾隆。
杨魁满以为皇帝会高兴，褒奖几句小杨办事靠谱，忠心可鉴，朕甚感欣慰。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封长达千余字的通报批评。
乾隆认为，杨魁在这两个案子中用力过猛了，可见这个人不能实心办事。
朕多次对督抚们强调，要用心稽查违碍书籍，而你们都搞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来应付朝廷，《一柱楼诗》流传多少年了，你们没有查出来，要不是刘墉奏报，就要成了漏网之鱼了。
现在，杨魁因“一柱楼诗案”失察，心怀畏惧，遇到类似的案子，不论轻重，株连多人，自以为办事认真，其实是用力过猛，以掩饰之前的过失。
韦玉振擅用“赦”字，固然不妥，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悖逆的字句，岂能因一个“赦”而定谋逆重罪？
乾隆还说，以后遇到这种案件，督府门要仔细研究，分辨真伪，像杨魁这样办事，如果有人要陷害别人，几张纸就可以把被害人搞得家破人亡，成何体统！此风不可长！
最后，乾隆说，杨魁经朕提拔重用，时间不短了，还不能体会朕的用意，朕很失望，把杨魁交给吏部处理，将这份通报传达出去，让全国臣民都看到。
杨魁不仅没邀到功，反而把自己折了进去。
04
皇帝的通报还没下来，案子就已经搞清楚了。
山东方面回信说，丁椒圃已经死了很久，家里没有找到《松西堂稿》，也没有发现其他有问题的书。
经审讯，韦玉振坦白了，他说他爷爷没写过《松西堂稿》，只因有人讥讽他爷爷不通文理，就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至于请丁椒圃作序，也是编的，没办法，丁椒圃在业界名气很大，有他背书，可信度更高。
韦昭及韦家邻居们也表示，从未见过《松西堂稿》，这应该是韦玉振给爷爷贴金吹出来的。
韦玉振承认，妄用“赦”字，纯粹是因为自己无知、犯蠢，绝非有意僭越。
皇帝定了调，韦玉振案自然要根据调子从轻处罚。
最后定了个“僭妄”之罪，杖一百，徒（劳役）三年，褫革功名，销毁行述和家谱。
这个案子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乾隆的态度。
从1774年到1788年，是乾隆朝文字狱的高潮期。这个案子，正处于高潮期中。
在“一柱楼诗案”中，乾隆把调子起的很高，以雷霆之怒处理了那么多人，搞得人心惶惶。
大臣们看到了风向，在宣传上推波助澜，在实践中宁枉勿纵，生怕跟不上形势。
结果，在韦玉振一案中，皇帝又猛踩刹车，批评督抚们太紧张，搞得太过了。
以至于像杨魁这种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都翻了车。
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上了秤千斤都打不住。
上不上秤，看皇帝心情。
忽严忽宽，让手下人摸不准心思和规律，让他们永远活在战战兢兢之中，这才是权力的艺术。
乾隆最会玩这种权术了。
他深知，只有让恐怖笼罩在大臣头上，大臣们才会像狗一样警觉，紧绷脑海中的那根弦，认认真真办事。
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让这种恐怖失控，影响帝国的秩序。
所以，维持有限的恐怖，效果最好。
至于大臣们在具体案件中如何把握，才能让皇帝满意，这是没有答案的。
自己领悟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