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局长，听说你替上海守住了最后一点体面？”1949年5月28日下午三时，原国民党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刚推开市政府会议室的门，就听见带着川音的问话。身着褪色黄军装的陈毅站在窗前，手里捏着份资产清单，阳光穿过百叶窗在他肩头投下细密的阴影。这位新任军管会主任转身时，袖口露出的磨毛线头让赵祖康愣了愣——他原以为会见到个威风凛凛的“胜利者”。
三天前，这座远东第一都市刚结束巷战。苏州河南岸的硝烟尚未散尽，陈毅已经带着满身征尘进驻外滩。接管会议上，参谋们拿着标满红圈的市区地图争论不休，有人主张把旧政府人员集中看管，更激进的甚至拍着桌子喊“反动派该杀就要杀”。陈毅却盯着窗外黄浦江上的渡轮，突然问：“晓得上海每天要倒多少吨垃圾不？”
这个看似突兀的问题，揭开了中共接管超大城市的艰难序幕。当时上海市政府系统留用人员达14000余人，加上警察、教师等公职人员总数超过45000。军管会保卫处长攥着名单发愁：“光市府秘书处就有三百多文书，谁知道哪个是特务？”陈毅把搪瓷缸往桌上一顿：“总不能把全上海的抽水马桶都拆了查敌特！”
赵祖康的遭遇印证了这种务实态度。当陈毅翻看他整理的市政档案时，手指突然停在某页：“这份地下管网图标注得比我们侦察兵画的还细嘛。”赵祖康后背瞬间沁出冷汗，图纸右下角赫然盖着青天白日徽。陈毅却掏出钢笔在图纸边缘批注：“此图转城建处，速印200份分送各抢修队。”这个细节后来被赵祖康写进回忆录，称其为“新政权给技术官僚的第一颗定心丸”。
有意思的是，陈毅的统战智慧在文化界体现得更为精妙。军管会最初拟定的文史馆员名单只有30人，多是留过洋的进步学者。陈毅用铅笔在名单上画了个大圈：“再加个零！那些前清翰林、遗老遗少，只要肯为新社会写文章，统统请来喝茶。”负责审核的年轻干事急得跺脚：“有个老头给汪精卫写过贺寿诗！”陈毅眼睛一瞪：“老子还跟蒋介石握过手呢！”
这种气度在处置敏感人物时尤为突出。当得知某位与戴笠过从甚密的报业大亨未随蒋军撤离，陈毅亲自登门拜访。据警卫员回忆，那天将军特意换了新布鞋，进门就拱手：“听说先生收藏的《申报》合订本齐全得很，能不能借给新政权的新闻学校当教材？”临走时，他指着客厅里的青瓷花瓶调侃：“这等好物件，留在上海比去台湾安全多咯。”三个月后，这位报人主动将印刷厂捐给政府。
不得不说的是，陈毅的“不杀”政策绝非无原则宽纵。面对混在留用人员中的顽固分子，他有个形象比喻：“黄浦江里捞鱼，总要带点泥巴。”某次公安局长汇报查出十二名潜伏特务，请示是否公开处决以儆效尤。陈毅把名单往文件堆里一塞：“枪毙容易，可那些观望的人还敢来登记吗？”后来这批人经过改造，有八名成了反特积极分子。
历史总在细微处显真章。1949年6月初，陈毅在百老汇大厦宴请工商界代表。当侍者端上最后一道甜点时，他突然敲敲玻璃杯：“诸位猜猜这道酒酿圆子的糯米哪来的？”满座愕然间，他笑着揭开谜底：“是杜月笙留在浦东粮仓的存货。”举座哗然中，棉纺大王荣毅仁第一个鼓起掌来。这个充满烟火气的瞬间，比任何政策宣讲都更能安抚惶惑的人心。
到1950年春节，上海煤球供应量恢复至战前水平，霓虹灯重新在外滩亮起。那些曾被怀疑“手上沾血”的旧警察，如今带着红袖标在弄堂里调解邻里纠纷。某日陈毅乘车经过南京路，看见原市府财政科长正在教营业员打算盘，转头对秘书笑道：“早说嘛，打算盘的手用来拨拉算盘珠，可比拨弄枪栓强多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