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建立西汉后，虽然江山稳固，但他的子孙们却没能享受太久的安宁。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后，权力斗争的火药味就开始弥漫。惠帝刘盈继位，但他性格软弱，真正掌权的是他的母亲吕后。这位西汉的第一位太后，不仅牢牢掌控朝政，还试图巩固吕氏家族的权力基础。她先后立了几个傀儡皇帝，把刘氏宗室压得喘不过气。
吕后的政治手腕虽然强硬，但也埋下了祸根。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她所建立的权力体系瞬间崩塌。功臣集团看到机会，迅速行动。周勃、陈平等人联合宗室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诛灭吕氏家族。至此，西汉的权力终于回到了刘氏手中，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眼前：谁来继承皇位？
经过一番权衡，候选人锁定为刘襄、刘恒和刘长。刘襄是刘邦的长孙，按理说他最有资格，但功臣集团却另有打算。他们最终选择了刘恒，一个远在代地、存在感稀薄的皇子。这场博弈的背后，隐藏着西汉初年复杂的政治逻辑。
刘襄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实力强大。他是齐王，手握七十二城，兵力雄厚。他的弟弟刘章在铲除吕氏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整个刘襄集团在西汉宗室中势力最为雄厚。然而，正因为实力太强，功臣集团反而不愿意支持他。他们担心刘襄登基后会像刘邦一样，重蹈打压功臣的覆辙。毕竟，功臣集团刚刚拿回权力，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强势的君王。
刘襄的母族驷氏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驷氏家族以残暴著称，被形容为“虎而冠者”（穿着冠冕的猛虎）。功臣集团刚刚摆脱了吕氏外戚的控制，自然对驷氏充满警惕。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反对意见：“刚刚因为吕氏乱了天下，现在又要立齐王，这不就是换个外戚继续乱吗？”这句话直接点破了刘襄的政治软肋。
刘襄虽然实力强，但他的性格却是他的一大短板。在铲除吕氏的过程中，他擅自扣押琅琊王刘泽的兵马，这种行为暴露了他的权谋野心。功臣集团认为，如果让刘襄坐上皇位，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强势君王。相比之下，代王刘恒的谦逊低调显得更具吸引力。
虽然刘襄是刘邦的长孙，但按照西汉初年的继承制度，皇位通常传给皇帝的直系子嗣。刘襄的父亲刘肥是刘邦的庶子，身份上稍逊于刘恒这位刘邦的嫡子。这种宗法制度上的劣势，也让刘襄的竞争力打了折扣。
刘恒的胜出，绝不是因为他“躺赢”。相反，他在这场博弈中展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
代地偏远贫瘠，刘恒长期远离权力中心，没有自己的势力根基。这种背景让功臣集团认为他“无害”，不会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更重要的是，刘恒在入京之前主动诛杀吕氏王后及子嗣，彻底消除了可能的外戚隐患。这一举动让功臣集团对他刮目相看。
刘恒的母族薄氏出身低微，没有任何政治资源。相比吕氏、驷氏这些“麻烦制造者”，薄氏简直是“清白得不能再清白”。功臣集团抓住这一点，大力宣传刘恒的“无害性”，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优势。
功臣集团没有直接说刘恒能力强，而是利用他的“仁孝”形象进行道德包装。刘恒多次推辞皇位，表现出谦逊的态度，赢得了宗室和朝臣的好感。这种“最大公约数”的策略，让他成为了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皇位继承人。
刘恒登基后，功臣集团很快意识到，他们的“弱主”其实并不弱。
刘恒迅速提拔贾谊、张武等亲信，削弱了功臣集团的权力。周勃在继位仅三年后就被免去了相位，证明刘恒绝不是一个听话的“傀儡皇帝”。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他的“仁孝”不过是权力博弈中的一张王牌。
刘襄在落选后抑郁而终，他的弟弟刘兴居后来企图谋反，但被刘恒果断镇压。齐国被分割，刘襄集团彻底瓦解。刘恒通过“推恩令”等政策，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开启了西汉中央集权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