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起义之前，他已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少将副师长。然而，人生的轨迹在他毅然起义后发生了重大转变。起义之后，他被安排到四川的一家食品公司工作，主要负责生猪运输。这段看似平凡的工作经历中，却发生了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奇妙故事。
时间来到 1975 年，他做出了退休的决定，从此告别了职场生涯。回首他的一生，用 “跌宕起伏” 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他就是马士弘。
马士弘的早期经历
马士弘于 1911 年出生在重庆市忠县。1934 年，他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十一期学员。
七七事变爆发，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热血青年马士弘目睹此景，心中燃起熊熊怒火，下定决心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马士弘始终坚守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一线，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他参与了上海 “八一三” 淞沪会战、保卫武汉大会战、宜昌战役、石牌要塞会战、常德战役等五大会战，还经历了无数次防守战斗，每一次战斗都是对他信念与勇气的考验。
在战火纷飞中，马士弘多次死里逃生，历经险情。他先后担任参谋、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务，因其卓越的表现，获得了二级卿云勋章。1946 年后，他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上校科长和副处长，负责主管全国陆军编制。1949 年，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十五兵团一〇八军二四一师少将副师长，同时兼任兵团警卫团长。同年 12 月，他顺应历史潮流，选择起义，随后被任命为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联络处长。
成都解放后，马士弘担任成都市商会军事管制代表室代表助理。从那以后，他的生活与生猪运输紧密相连，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马士弘生猪运输的那些事
1956 年下半年，四川的生猪资源较为丰富，省食品公司安排马士弘所在的公司每月向北京调运四千头生猪。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简直就是一个大工程。马士弘为此日夜忙碌，常常连吃饭的时间都不得安宁，刚端起饭碗，电话就响了。公司离他家不过一百多米的距离，可他却常常一个星期都难得回去一趟，全身心都扑在了工作上。
马士弘的领导严肃地对他说：“向北京调运生猪，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高质量地完成。” 接到任务后，马士弘立刻前往成都铁路局货运处商讨研究。对方对这件事也十分重视，随后按照特种物资运输的标准，发给了红色货物运输单，这意味着到站后能优先接续发运。正常情况下，货物运到北京需要七天，而特种物资运输估计五天就能抵达。
解决了运输的关键问题后，马士弘向领导提出了三点实用的建议：第一，把车厢底层用木架隔成三格，上层隔成二格，每格装二十头猪，这样能有效减少猪群之间的挤压；第二，因为行车时间长达五天，所以必须配备好饲料、水桶和猪槽，以便在途中进行饲喂；第三，火车经过秦岭时，隧洞众多，为了减轻煤灰对猪的影响，除了在车厢上层拉好绳纲外，还要另外加盖布篷。
为了获取最真实的一手资料，确保运输工作万无一失，马士弘决定亲自试押一次，带领团队进行运行交接。领导对他提出的这些意见都表示赞同。7 月中旬，马士弘带队出发。到达目的地时，一千头猪仅仅死亡了两头，运输成果显著。
不过，在运输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由于运输路途长达五天，猪在途中掉膘严重，损失不小。而且活猪的运费高昂，综合成本计算下来，竟然超出了 1956 年当时北京猪肉市价一点一元。于是，马士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猪宰杀后，以白条肉的形式运往北京。这个办法不仅避免了生猪在运输过程中的死亡和掉膘问题，还大大节省了运输费用。
马士弘的晚年
1954 年，马士弘所在的食品公司肩负起了为全市一百八十万人定量供应肉食禽蛋的重任。当时规定，每人每月可购买半斤猪肉，而牛羊肉则为一市斤，但仅限回民购买。这些肉类的价格由省物价局制定，三年保持不变。按照成本核算，每卖出一市斤肉，国家就要亏损七分钱。
为了探讨如何减少亏损，食品公司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年度赔钱计划，并就此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在会议中，马士弘提出了一个建议：除了保证市民每月半斤肉的定量供应外，增设 “特价肉”，将价格定在成本之上，略有盈余，且任何人都可以购买，不限制购买量。
然而，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人指责他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违背了政治原则，甚至将其与国民党复辟相提并论。在巨大的压力下，马士弘不得不被迫写下检讨。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马士弘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他始终顽强地挺了过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士弘所面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澄清。此时的他，历经风雨，感到心力交瘁，于是选择了退休。一次偶然的机会，市委书记与马士弘相遇，两人一同回忆了往昔的岁月。之后，马士弘被邀请到市政协。不久，市政协六届委员会换届，马士弘被特邀为委员，参与对台工作委员会，后来该委员会更名为祖国统一委员会。
回首过往，马士弘后来坦言，他的晚年生活十分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