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高原的风沙吹拂了千年，却意外地为我们保存了一份唐代书法珍品。在2001年的一个平凡的春日里，在一位当地农民的铁锹之下无意间触碰到了深埋地下的青石，一方沉睡千年的墓志——《大唐故银州龙川府长史白君墓志铭》得以重见天日。
此碑于传统的碑文不一样，它是以墨迹书丹的方式呈现，就好像是墨迹书写在上面还未来得急雕刻一般，以石为纸 向我们展示了唐代书法的真实面貌。
当今天我们还在争论学碑好还是先学帖好，而此碑的出现却直接打破了这种争论，因为它是介于碑和帖之间的墨迹碑。在书法述语之中，一般说的碑是指石刻碑文，而帖则是墨迹纸本，虽两者之间字体相同，但呈现出来的效果却不一样。
《白君墓志铭》的珍贵恰恰在于它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特质——既是刻于石碑的墓志，又保留了原始墨迹的全部细节。这种"墨迹碑"的独特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唐代书法奥秘的钥匙。
当我们面对这方墓志时，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亲眼目睹那位不知名的书家如何运笔挥毫，在青石上留下这些穿越千年的墨痕。
此碑其用笔深得智永、李邕一脉真传，藏锋起笔，中锋行笔，笔画粗细变化丰富而自然。横画左低右高的态势，撇轻捺重的处理，无不体现着唐代楷书的典型特征。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没有经过刻工的二次加工，而是书写者最原始笔触的直接呈现。
刚说到的碑刻里与帖不一样的最大区别在于，碑刻是先由书写者以墨写好之后再由刻工进行雕刻，途经二人之手难免会有偏差。毕竟不是每个书家都拥有雕刻这一门手艺的。
墓志中字径约3厘米的中楷尺寸，恰是唐代实用书写的常见大小，比起那些为彰显气派而刻意放大的碑刻题额，更能反映当时日常书写的真实状态。
墓志的章法处理同样耐人寻味。两面均有用墨笔绘制的竖方格，每格宽3厘米，这种严谨的界格安排反映了唐代"尚法"的审美追求。左右结构的高低错落，上下部件的收放对比，使每个字在端庄中蕴含动势。
字距的处理更是精妙，既不过密以致拥挤，也不过疏显得松散，整体呈现出一种庄重而不失灵动的气韵。这种在法度中求变化的艺术处理，正是唐代书法最可贵的品质之一。
《白君墓志铭》是于唐开元年间完成的，大约是713年到741年之间吧，此时应是正值盛唐文化的鼎盛时期。根据碑文信息墓主是银州龙川府长史白休徵，官职应该是在从五品至七品之间的地方属官。
墓志中流露出的《兰亭》韵味，印证了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其中智永、李邕笔意的融合，则展现了唐代书家对前代大师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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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写者的书法功力，当时正处于盛唐时期，又是王氏笔法最盛行的年代，能写出一手这样的字应该不是多罕见的事，虽无法知道书写者姓甚名谁，但其价值珍贵是因为它是唐代的属物，且为我们展现了最原始的唐人墨迹笔法。
它让我们得以"透过墨迹看笔锋"，直观理解唐代书家的用笔方法。那些藏露交替的起笔、提按分明的行笔、回锋圆润的收笔，都清晰可辨，成为学习唐楷笔法的绝佳范本。其次，它展示了唐代楷书在严谨法度中蕴含的书写性——这一点往往被后世碑刻的庄重形象所掩盖。
这方墓志的保存状态堪称奇迹，历经1300余年的地下埋藏，墨色依然"浓而不烈，枯润得宜"，甚至保持着立体感。这种保存完好的状态，使我们可以观察到墨色层次的变化，研究书家用墨的浓淡枯润技巧，对于理解唐代书法"墨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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