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春，奶奶去世。父亲获悉后回来，本想将奶奶就近安葬。那时一口薄棺需要72元钱，父亲算了下，当月工资基本够在当地安葬奶奶的，但还差10多天才能发工资。父亲找到单位造反派的头头，他们说要研究，三天后才告知批支40元。
父亲和母亲是无论如何不忍用一条破席将奶奶包裹安葬的！唯一希望只有向老家的叔叔求援，黄天不负孝心人，家中的叔叔和弟弟次日就赶到了邳县。当时奶奶的遗体在家已停放了5日，由于天热，遗体已变质，有谁会同意借用平车运送遗体呢？思来想去直到晚上，母亲同哥哥才从一户善良人家借回一辆平车，连夜拉着奶奶回双沟老家。那时哥哥才12岁，随车步行了一百多里。好在乡亲们对父亲都很尊重，接信后生产队就让同族的人砍伐了村头的树木，并打制棺材。到家时棺材已打制好，村里的干部还专门给奶奶开了个追悼会。紧接着就安葬在村南的祖墓之中。对家乡亲友们困境中给予的帮助没齿难忘。
一九六七年冬，2岁的弟开始发烧，父母不在家，哥哥到对面的邻居家找了几粒土霉素之类的药，碾碎了给弟弟喂下，晚上母亲回家弟弟的烧仍没退。母亲又到离家不远的中医院开了些退烧药给弟弟吃，很快弟弟就睡了。第二天，母亲很早又被叫去上工了，白天弟弟又发烧并咳嗽，且脸上和手臂上出了很多小红点。母亲回家时已是很晚，看后赶紧抱着弟弟找邻街的一名同被管治的老中医诊治，确诊为麻疹。由于母亲无法请假照看弟弟，加之没能及时医治，几天后弟弟便夭折。父亲接信后晚上到家，看着弟弟，低泣着捶打着墙壁。母亲痴痴地抱着弟弟，呆呆地唠叨着埋怨自己。
很久之后，家里安静下来，父亲用一床小被将弟弟包裹在怀中，哥哥拿着一把铁锨出了门，回来时爸爸对母亲说，弟弟葬在了火车站旁的树林里，坑挖的很深。母亲则身趟在床上，没说一句话。第二天，我醒来时父亲和母亲都已离家。很长时间母亲都不爱说话，有时对我们发脾气，气完又会抱着我流眼泪。
一天早晨，家门照旧被催工的人重重地拍响，将睡在母亲身边的我吵醒。母亲没下床开门？这是从没有过的事！哥哥开了门。那位催工阿姨来到床前问：“怎么不去集合上工？”母亲痛苦而艰难地从床上下来，将身体展示给她看，母亲身上，前后、上下布满紫色伤痕，腰痛地她无法直立，催工人看后带着惊讶地离开了。从她进门到离开，母亲没有抱怨半句，只有碰到伤口时，偶尔发出抽嘘声。这距弟弟病亡仅半月。那时爸爸已被另一帮造反派带回教育局食堂烧锅炉，哥哥将事情告诉了爸爸。爸爸只能向处境尚好一点在车夫山工作的侄女知皊求援。二表姐接到仅有“二姑病危”4字的电报，失声痛哭。
第二天一早同姐夫一同赶到我家，进门后看到母亲还活着，稍感安心。二姐五岁丧母，自幼与姐姐一起由母亲带养，感情甚笃。她坐在母亲床前一边落泪，一边同姐夫一起劝说母亲。直到母亲坚定地告诉他们说：“要死昨晚就死了，你们放心回去吧！”在确信母亲安全后，下午很晚她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因为家里还有3个尚幼的孩子。
多年后，母亲才告诉我们那天被打的情况：那天生产队轮到批斗一名做过维持会人员时，队里的头头一边辱骂控诉他的“罪行”一边手脚并用地进行殴打；打累了，命令母亲打。母亲推说自己是外来户对那人不了解，并说自己从未打过人。那位头头非常愤怒。顺手拿根腊条枝交给那个人，并将母亲吊在房梁上；指挥那人抽打母亲，直到队里的头目消气，才让那人住手。母亲回来时已是深夜，她做在寒风呼啸的运河大堤上，望着静静流淌的运河，思绪已经凝固，除了死亡她再也无法找到解脱的办法和活下去的勇气，她拾级而下，到了运河边沾着刺骨的河水，洗去脸上的血迹，在她踏入水中那一刻，冰冷的河水一下让她眼前浮现出儿女们无人疼爱，流落街头的惨状。她不忍抛下我们三个孩子，艰难地走回了家。这或许是天下大多母亲绝望中唯一活下去的选择吧！
奶奶去世后，远在蚌埠的大姨和姨夫同母亲一样被批斗管制，并被下放到工厂劳动。考虑到姐姐家的三个孩子尚小无法照顾已80岁高龄且已痴迷的祖母，母亲主动要求姐姐将祖母托人送到我家生活。一九七零年春，外祖母去世，终年八十四岁。自四十年代六位亲人离世后她能浑浑噩噩在梦幻与现实中又度过了三十余年，于二个女儿，三个儿妻及孙子、孙女对她的呵护照顾是分不开的。
外祖母去世前，卧床已半年有余，大姨给母亲寄来了二百元钱，这应该是大姨全家几十年全部的积蓄，让母亲代其尽孝，并负责安葬外祖母。母亲为外祖母买了一口较厚实的棺材。时因四哥、大姐和两个侄子都在外地接受管制和劳动，无法前来奔丧，下葬时非常冷清，只有母亲在棺头为祖母烧了一刀纸钱。同是接外祖父遗体回家的那几位堂兄弟再次又将外祖母的遗体运回了坊上。外祖母的下葬较之外祖父更为凄凉，母亲请假未获批准同行，子孙无一人护送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