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觉得高考是可以改变命运的重要一考，如果高考失利就会失去光明的未来。
但也有人觉得，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考试，如果高考没考好，也可以寻求其他出路。
其实这些观点都各有道理，但在1977年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立马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们铆足了劲儿学习，希望能重新进入学校。
然而那一年的试卷简单到小学生奋斗会，可是最终平均录取连5%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1977年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广开言路早出人才”。
这个消息像一颗火种，瞬间点燃了全国570万青年的希望。
在福建龙岩的山沟里，20岁的知青张建国正在田里插秧，当他听到广播里的通知时，手中的秧苗滑落水中，泪水夺眶而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实力量。
这场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悲壮的考试”，背后是一个国家的生死抉择。
1977年8月，邓公在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拍板：“今年就要恢复高考，不能再等了！”
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为难地说：“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今年来不及了。”
邓公猛吸一口烟，斩钉截铁地回应：“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
这一锤定音，让关闭11年的高考考场重新敞开大门。 为了这场考试，全国上下都拼了。
江苏南通的一个知青点，30多人里有20人报名，初考通过的只有3人。湖北21万考生中，仅有2万是在校学生，其余都是知青、工人、民办教师等社会考生。
更戏剧性的是，北京某中学教师在课堂上发现，自己的学生和自己同场考试，最后学生考上了北大，老师却名落孙山。
考试的组织堪称“史上最仓促”。由于时间紧迫，各省自行命题，北京考生12月10日开考，福建考生12月16日才进考场。
试卷用纸更是“特殊待遇”——中央下令暂停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优先保证高考试卷的印刷。
即便如此，仍有考生拿到的试卷墨迹未干，答题时墨水沾了满手。 这场考试的意义远超教育范畴。
在陕西延安，一位老农民听说恢复高考后，连夜走了30里山路，把正在放牛的儿子拽回家复习：“娃，你要是考上大学，咱家祖坟上就冒青烟了！”
这句话道出了千万家庭的心声——高考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人改变命运的跳板。
为何录取率不到5%？
然而很多人兴冲冲地去考试之后，看到分数的那一刻都傻眼了，分数特别低，参加高考的人数有570万，最终录取的只有27万人，录取率只有4.74%。
按照比例来算，平均每29个人中才有一个人被录取，有些省份录取率比平均的还低，比如河北省只有4.7%。
“听说数学题简单到小学生都会，为啥录取率还不到5%？”
很多人看到这些数据，都不免发出这样的疑惑，其实其中充满着我国的辛酸史。
首先是教育断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0年的教育断层，也让这一次高考尤其特殊。
1977年的考生，平均年龄21岁，最大的36岁，最小的仅15岁。
这些人中，有的是1966届高中生，有的是插队十年的知青，还有的是工厂里的“赤脚医生”。他们的知识储备，停留在十年前的水平。
湖北考生回忆：“拿到数学试卷，我连三角函数公式都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只能在草稿纸上画圈圈。”
更致命的是教材奇缺。全国上下找不到一本像样的复习资料，50年代的旧课本成了“抢手货”。
四川一位考生为了借到一本《代数》，给邻居家挑了半个月水。实在找不到书的人，甚至把《毛泽东选集》里的逻辑论述当作文科复习资料。
第二点是报考狂潮，570万人过“独木桥” 。
1977年的报考人数，相当于当时全国总人口的6%。江苏因考生太多，不得不分初考和统考两次进行。
北京某考场外，考生们穿着补丁衣服，背着草编书包，排着长队等待入场，场面堪比春运。
录取名额却少得可怜，全国计划招生20万人，最终扩招到27.3万，但录取率仍只有4.74%。
福建考生张建国后来回忆：“我们公社400多人报考，最后只考上3个，比中彩票还难。”
第三考试难度看似简单，实则“隐形门槛” 。
试卷难度确实不高，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总分400分，210分就能录取。
但对十年没摸过课本的考生来说，这些题目如同“天书”。湖北文科考生的数学平均分只有18分，理科考生的物理平均分更低至15分。
更棘手的是“政审”关卡。虽然邓公划掉了“出身成分”的限制，但“政治历史清楚”仍是硬指标。
浙江一位考生因父亲曾是国民党士兵，即便考了高分，仍被拒之门外。直到1979年，政审标准才放宽为“不宜录取”。
第四是时代局限，科技与人才的双重困境 。
1977年的大学，教学条件堪称“寒酸”。清华大学校长刘达曾无奈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很多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让77级学生提前半年入学，用“填鸭式”教学追赶进度。
这场考试的残酷，还体现在“年龄歧视”上。1977年规定考生年龄不超过25岁，但实际录取中，30岁以上的考生占比不到1%。许多老三届知青因为超龄，只能含泪放弃考试。
好在每个人都怀着一颗努力学习，过好生活就是为国做贡献的心态，就像曾经那句网络流行语一样：你考上了清华，他考上了北大，我考上了地瓜，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1978年春天，27万“天之骄子”走进大学校园。他们中，有后来的作家卢新华（《伤痕》作者）、经济学家周其仁，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
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学生们为了抢座位，常常提前两小时排队，甚至把玻璃门挤破。
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成为那个时代最动人的风景。 77级大学生的故事，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他们中的很多人，毕业后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王石在深圳创立万科，张艺谋在电影界掀起新浪潮，俞敏洪创办新东方改变了中国英语教育。
正如钱虹教授所说：“我们这代人，是被时代选中的‘幸运儿’，也是负重前行的‘拓荒者’。”
四十年后，当我们回望1977年的高考，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一个国家对知识的重新敬畏。
那些在煤油灯下复习的知青、在田间地头背诵公式的农民、在工厂车间演算习题的工人，用他们的坚持告诉世界：教育，永远是一个民族最锋利的武器。
如今，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7%，但1977年的故事依然警示我们：公平与机会，永远是教育最珍贵的底色。
当我们抱怨学业压力时，不妨想想那些在黄土地上书写命运的前辈——他们用一场考试，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