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毛泽东不想做恶人，但是，为了新中国的大局，总得有人做恶人。只有处决他们，才能对得起全国的老百姓。”
毛主席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原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
而石家庄地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却找来一个女明星，在豪华大别墅里抽大烟。一边抽还一边评价，没想到这东西真好。
下属汇报工作，在市委找不到他只好找到他的别墅，然而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好不容易见到了，却看到这样的情景。
下属赶紧提醒他说“书记，这东西是大烟吧，这可是违法的！”
没想到刘青山却说：“老子打了十几年天下，抽几口大烟，犯法？你给我滚一边去。”美女听了吓得赶紧要走，刘青山拉着她说：“不是说你。”下属摇摇头，无奈地走了。
刘青山的所作所为很快传到了中南海。周总理和刘少奇知道后大为震惊。
刘少奇拍案而起说：“荒唐，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都是大贪污犯！”
周总理气愤地说：“我们用成千上万人的牺牲换来的江山，决不能让这些人给断送了”。
接着，周总理又语重心长地说：“贪污腐化一旦形成风气，要想扭转它，很难啊！”
刘青山和张子善是怎么从革命功臣变成贪污腐败罪犯的呢？
一、投身革命
刘青山，1916年出生，河北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就随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一支队参加了高蠡暴动，暴动失败后被捕，因为年龄太小没有被斩首示众。
死里逃生的刘青山并没有放弃信念，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革命热潮中，立下了很多功劳。
1938年，被选送到抗大学习，学成归来后，担任河北省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后任县委书记，领导抗日队伍一次又一次粉碎日伪的清剿。当时日伪给刘青山开出的悬赏1500大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刘青山多次出色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他的工作能力在冀中区有目共睹。
1949年9月，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调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
张子善，1914年出生，河北人，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因为在师范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抗日游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在狱中张子善坚贞不屈，后“七七事变”爆发，趁乱越狱并找到党组织，继续投身革命。
张子善是师范学生，有文化，逻辑清晰，工作能力强，讲话不用讲稿，生活作风也很好，抽最普通的卷烟，穿最朴素的衣服，平易近人。
一路走来和张子善接触过的人都很佩服他。张子善也因此被一路提拔，最终做到了天津市地委书记。
应该说，刘青山和张子善都是属于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无论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为革命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自身的能力也是接受过组织检验的。
二、腐化堕落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却发生了变化。
据时任第十专署文书的范昆玉的回忆，张子善在解放后担任天津地委副书记之后，形象改变了很多：“原先的旧大衣换成了水獭领、礼服呢的大衣；吸的烟也不是一般的香烟，更不吸废纸卷的烟了，而是市场上很难见到的高级香烟；吃的也不再是规定灶，而是吃特灶。”
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市地委书记，上任不久就把自己的居所从地委机关大院搬进了天津市马场道18号的一幢花园式小洋房内，此后，那座花园式小洋房私下里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刘公馆”。
在身边人看来，刘青山和张子善出手阔绰，他们享受的待遇和开销，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在职位和待遇。
那么，刘青山和张子善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按照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话说，他们的钱全部来自“机关生产”。
什么是“机关生产”？所谓的“生产机关”就是中共中央在特殊历史时期，为了解决各级政权机关的物资供应和财政经费，鼓励各级机关开办公司投入到商业生产中去的一种投资行为。
“机关生产”推动生产尤其在支持战争过程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很多弊端。党政机关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在金钱和利益面前，非常考验领导干部的党性原则。
那么，刘青山和张子善又是怎样运作“机关生产”的呢？
1951年，河北省人民政府以“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天津专区内的5条河流，在刘青山的授意下，张子善亲自制定抬高民工食品粮油价格，虚报运费、偷税漏税，赚取民工费用和盗用国家资产达16亿元。
（1955年前，1万元旧币抵1元新币，即16万元）
1951年，天津市木材价格上涨。刘青山和张子善派生产管理处干部穿着军装，冒充军人，持相关证件去东北购买木材4000立方米，每立方米进价72万元，运回天津后卖给宝坻县灾民造船，每立方米200万元。
1950年至1952年间，刘青山和张子善多次倒卖国家物资谋利，仅1951年4月倒卖马口铁一项，就浪费国家财产3亿元，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21亿元，这还不算整个过程中他们和同伙的挥霍浪费。
尽管刘青山和张子善把这些都归为“机关生产”范畴，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合规合法的边界。
有了“机关生产”产生的利润，刘青山和张子善两人的生活作风开始迅速改变。
除了穿好衣服，抽好烟，住好房子以外，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生活各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升级”。
用刘青山的话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些又怎么样？”
当时，天津地委机关配有一辆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式吉普车，刘青山将它带到“刘公馆”，供他一人使用。
随后他又嫌美式吉普破旧，动用3.6亿机关经费，从香港进口了两辆最新式美国轿车，一辆自己用，一辆送给了天津市某领导。
张子善则直接动用地方粮款9亿元，购买轿车5辆。
张子善每月用公款购买高级香烟8到10条，待客一般是8到16个菜的标准，请客看戏、搓澡加吃饭，一次可花费100多万元。
而当时，新中国刚刚建国，全国上下普遍困难，人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刘青山挥霍公款18亿元，按当时的价格，可购买小米110万斤；张子善挥霍公款19亿元，可购买小米116万斤。
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的行为，在政府机关早已不是秘密。
“刘青山和张子善脑子活”“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搞得特别好”。
于是，其他的领导干部有事都托刘青山和张子善帮忙，需要什么东西都向刘、张二人去“借”。
而刘、张二人或无法推脱，或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往往以个人名义用公款购买礼物送给各级领导干部，有的甚至直接送现金。
腐败风气在领导干部圈子里渐渐蔓延。
三、共和国反贪第一人
终于有人对刘青山、张子善的行为看不下去了，他就是李克才。
李克才时任中共天津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就是张子善的副手。
在工作中一贯坚持原则的李克才一直反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机关生产”做法。
1951年10月，李克才向河北省政府一位副主席反映刘青山和张子善在“机关生产”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违规行为。
可是，这位副主席并没有向省委省政府汇报，而是在私下场合口头批评了张子善，还透漏了李克才的底，这下让李克才陷入了被动。
李克才并没有气馁，又找到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反映情况，那位主要领导却要坚持以批评和教育为主，并希望缓和李和两位领导的矛盾：“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小李呀，你要和老刘、老张搞好团结。”
李克才又直接向省委组织部长、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薛迅当面汇报刘青山和张子善的问题。薛迅十分重视，在向省委常委汇报的同时，立刻组织调查组奔赴天津地委进行秘密调查。
经过半个月的调查，调查组交出了报告：“我们认为天津地委机关生产中的问题，是很多而严重的，建议省委及早考虑解决。”
11月11日，中共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参加了中央华北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后，了解到中央也意识到了在建国后的“机关生产”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准备开展一项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简称“三反”。
毫无疑问，“三反”运动如果需要找个典型的话，那么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
1951年11月21日，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第一天，李克才面对824名代表，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
李克才被人称为“共和国反贪第一人”。
四、罪有应得
会议期间，省委决定逮捕张子善和刘青山。
11月29日，会议进行第九天早上7点半，张子善被叫到省委办公室谈话，省委领导人正式宣布执行逮捕。逮捕现场张子善大喊：“我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抓我？！”
而刘青山作为中国青年农民的代表，随郭沫若一行出席匈牙利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暂缓逮捕。
12月2日，刘青山回国后听说要逮捕他，气得拍桌子大叫：“出什么事了？难道还能开除老子党籍？”随后被公安机关逮捕。
12月4日，刘青山、张子善被开除党籍。
逮捕刘青山和张子善不难，难的是如何量刑？
很多人的意见是判死刑。但两个人参加革命20年余年，确实革命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
究竟是网开一面、功不抵过还是判处死刑？
毛主席说：“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更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
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审讯结果，在检讨了自身未及早发现和阻止刘、张二人的贪污犯罪行为后，向华北局汇报了处理意见：
“我们一致意见：判处死刑。”
随后，华北局向中央汇报，在原则同意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上，又增加了一个“或缓期两年执行”。
当时的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回忆：“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两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有回旋的余地。”
华北局的报告最后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彭真等人开会，专门商讨这个问题。
众人的意见是：对那些手上不干净的人，要深入调查，实事求是，避免错整和错杀；但对于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特大贪污犯，无论之前有多大功劳，都不可饶恕。
毛泽东的意见是：“对于这样的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河北省各级干部也大为震动，有些当年和刘青山、张子善一起出生入死的干部呼吁：
“30多岁正是大好年华，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找到了薄一波，希望能考虑到刘青山和张子善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立下过不小功劳，“能否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了，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毛主席听了薄一波的转达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的中午，原保定市体育场聚集2万多人，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带上审判台进行公开审理，公审完毕后，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押上车带到了刑场。
看到了不远处挖的两个坑，两人终于坚持不住，瘫软下来。
两人跪在土坑边上，行刑的的战士拉枪上膛——根据事先规定，这两个人不打头，只打后心。
两声枪响后，两人倒在了土坑里。
张子善在狱中的最后遗言是：
“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9血的教训！”
刘青山在狱中的最后遗言是：
“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
当天下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向毛主席汇报：“在刘张二人临刑前像他们宣布，亲属不以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扶养成人。”
毛主席说：“这两条很有必要，共产党不搞株连九族那一套，”毛主席说“这件事情要大张旗鼓的宣传。”
然而，董必武却说，在宣传时遇到一个问题，刘青山是刚从匈牙利会议上回来，会上他当选为常务理事，如果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登出这个消息，国际上会不会影响不好。
毛主席问董必武：“那他们的意见呢？不报了？”
董必武说：“报还是要报，建议给刘青山的青字加个三点水，这样外国朋友还以为是另一个刘青山呢。”
毛主席立即斩钉截铁地说：“给刘青山这样的贪官名字加个清字，他玷污了这个字，这个三点水不能加，要向国内外开诚布公的说，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出席匈牙利会议的那个刘青山，并且就是当选常务理事的刘青山，是货真价实的刘青山，是不加三点水的刘青山，是没有水分的刘青山。”
毛主席关于反腐的经典语录
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刘青山、张子善)，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正因为他们两人(刘青山、张子善)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陕甘宁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
谁搞腐败我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如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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