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Lai Ming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John Day Company,1964）称《金瓶梅》为第一部真实地描写晚明家庭生活的小说，代表了中国小说创作的一大进步（按：Lai Ming，有译作赖明)。
Lai Ming, A Historyof Chinese Literature (1964)
Lai Ming使用realistically这样的词，以下是他的原话:
Golden Lotu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a family's life. This novel, being the first one to describe the life of the people realistically, represents a great advance in Chinese novel writing. (p.307)。
到了本世纪，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Chinese Literature (2023)谈及《金瓶梅》，强调它realistic 的一面，在谈论《金瓶梅》的三个段落中，realistic depiction就出现了两次。
张教授说：
It opened a new sphere for realistic depiction with a subtle observation of people’s inner world and 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and that is a direction further developed in such later important novels as The Scholars and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ai Ming的describe ...realistically, 意思和张教授所说的 realistic depiction语义完全相同。
《金瓶梅》的主角不是历史名人（主角是虚构的），而且它明明是个宋朝故事却充斥着明代风俗事物，那么，说《金瓶梅》realistic，是什么意思？
本文以realistic/realistic、depiction/realism等观念为中心，讨论《金瓶梅》的特点。
下面分几个小节谈“写实、真实感、现实主义 (realism)”。
张教授书中的realistic和realistic depiction
这realistic/realistic depiction，是张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一书中评论中国文学作品的惯用词，一般用作褒语。
张教授介绍《金瓶梅》之前的文学作品，已经使用过realistic 来形容，例如，张教授认为《诗经》总体上也是 realistic 的。
张教授说：
The Book of Poetry has a rich variety of themes and scenes, but by and large, these are represented in a realistic manner. (p.27)
这个realistic评语，是相对于《楚辞》而言的，因为张教授认为《楚辞》比较多imaginative depictions。
此外，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说杜甫《石壕吏》是a sad story with realistic depiction and lamentation. (p.134)
对杜诗使用realistic depiction 这评语，是不足为奇的。《石壕吏》是杜甫的“三吏”之一，讲了一桩发生在唐朝的“抓壮丁”的事件。
《石壕吏》所写老妇人被迫从军，是否实事？现在已难以考证。一般相信，唐朝安史之乱期间（公元755年-763年），朝廷面临兵力短缺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向民间强行征兵。
有一段时间，文学史论著偏好使用“现实主义”（相对于“浪漫主义”）来形容杜甫诗的总体特点；李白诗则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二册，页459、474、477﹔用“浪漫主义”评李白，见于页455、450）。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就连《西游记》这样的幻想小说，张教授认为也有realistic的一面，例如，张教授说：Journey to the West became a popular novel because it is psychologically realistic...（p.334）
所谓 realistic，有何内涵？作者要怎样写，才算是psychologically realistic? 史家怎样判断某作品是realistic ? 张教授没有详细解说，读者只好自行领悟。
《西游记》中，仙佛、神魔、妖怪心里所思所想所求（例如追求长寿长生、自由和权力、个人名利等），往往与凡人的心态没多大差异。这些，也许就是 psychologically realistic?
一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会像孙悟空那般碰上神魔、精魅，所以神魔精魅故事如果完全和现实人生脱节，则小说故事属于凌空蹈虚，不关日常生活的事。相反，小说作者若能以“人情”“世故”把故事拉回“（人世间）真实”的一方，那就比较容易得到读者的共鸣。
史家怎样判断某作品是realistic ? 这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金瓶梅》作者选择“写实”：题材决定论
涉及《金瓶梅》的所谓realistic, 至少有几种含义。其中一种，是兰陵笑笑生选择小说题材的结果。
孙述宇说：“《金瓶梅》的作者选择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的故事来入手，显然有部分是由于他看到这种写实文学的价值。”(页11)。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
具体是什么情况？孙述宇先生解释：“他（笑笑生）觉得这样的写实艺术，比《水浒》其余的浪漫英雄故事，更有意思，于是他拿来发扬光大，让这个故事里的角色，和很多别的同样真实的角色，演出一整套真实世界里的戏剧。”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孙述宇先生心目中的“写实”是与“浪漫”相对的。
“浪漫”应该是译自romantic, 形容不切实际、理想化的想法，如romantic notions可指“幻想念头”。
《金瓶梅》源自《水浒传》，所以，孙述宇先生将《水浒传》和《金瓶梅》拿来做比较。武松原是《水浒传》前部非常突出的英雄好汉，在施耐庵笔下武松勇力惊人，能以凡躯打死生猛的老虎。这样的英雄，世间难寻，所以武松是“浪漫英雄”（想象出来的）。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就是“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但是，打虎故事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中被大幅压缩，剩下几句话。
崇祯本的第一回以“西门庆热结十弟兄”发端，而“武松打虎”只是西门庆和兄弟们聊天时提及的消息，笑笑生轻轻几句就交待过去了。武松打虎的过程细节完全不见于崇祯本。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插图（通州王孝慈旧藏本）
换言之，崇祯本《金瓶梅》中，武松的角色地位下降，而西门庆等人跃升为主角。
这种消长反映《金瓶梅》的“重心”由“浪漫英雄”转移到“市井人物”，而市井人物的生活离一般读者世界比较近。平凡人一生很少机会面对活生生的老虎，更别说碰一碰老虎的身躯了。
因此，打虎杀虎是理想的、超越的、浪漫的、臆想的，不在平常人的生活圈子内。兰陵笑笑生选择聚焦于市井细民、帮闲妓女、三姑六婆、商人官吏……。
以上，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谈小说题材接近“写实文学”。
孙述宇先生认为《金瓶梅》中的何九叔“懂世情”(孙述宇《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页10)、一些老太婆“很懂人情世故”(页11)……
孙先生没说《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不懂人情世故，而是说《金瓶梅》相对而言比较贴近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经验。
《西游记》是一部象征主义的神魔小说，书中“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鲁迅语)。
至于另外两部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主角大多不是平常百姓，而是英雄好汉、君王将相。这两部小说所写生活情景也离平民百姓的生活比较遥远。
《金瓶梅》多涉及日常物质生活：衣、食、住、行均有价，书中人物为了谋生，必须务实盘算怎样得到钱财、必须计算自己开销多少（例如，《金瓶梅》所写的常二夫妇）。书中人须付出、钻营取巧……，才能够取得生活所需。衣、食、住、行在题材上肯定比较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
“真实”也许是“真实感”, 未必是“依据事实写成”
除了题材有利于“写实文学”，笑笑生的写作本领也有利于营造作品的“真实”，例如，笑笑生可能擅长将他观察到的人间事物“转化”成小说世界的内容。
不少评论者注视《金瓶梅》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索隐派希望借助小说内容略窥“真实”的历史世界。
有些评论者偏爱考究（考证派）作品的人物是不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例如，他们说潘金莲、西门庆原本是山东某处人，意思是小说所写的有些“属于事实”，或者“有几分真实依据”。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打破这种迷思，她说：“……哪里有什么潘金莲、西门庆！都是小说家编出来的故事罢了！……本来就没有事实也。”(《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二回)。
《秋水堂论金瓶梅》
在这种“本来就没有事实”的情况下，书中人物的言行到底应该怎样才显得“真实可信”? 小说家只能靠想象、靠自己的一支笔。
田晓菲分析了一个实例，她说：在词话本里，金莲叫了一声：“我的傻冤家！”说：“你想起甚么来，中了人的拖刀之计，把你心爱的人儿这等下无情折挫！”绣像本在这里作：“我的俊冤家！”俊与傻两个字形状十分相似，也许只是手民误镌，然而在这里，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细细品味这一字之差，其味道不同处，却有云泥立判的感觉。
田晓菲的结论是：“用俊还是用傻，都是作者心中的造作，又不是说用傻就不符合事实、用俊才符合事实，……我们就从小说艺术的本身来做一个价值判断，看哪一个字更给小说增光 ”(《秋水堂论金瓶梅》页41)。
她这是以故事本身的语境义来决定应为何字。
田晓菲所说的“符合事实”，不是指笑笑生依据历史上的实事来写。
小说作者没有将小说写得很理想化、空想化。只要读者感到情节逼真，那就代表作品有真实感(lifelike and credible)。
《金瓶梅》芮效卫英译本
“完美的纯洁”与真实的世界
我们将这“真实”这话题放大来讨论。
田晓菲说：“《金瓶梅》的世界里面没有完美的纯洁，就像现实人类社会里不存在完美的纯洁一样。”(页141) 换言之，这是讨论整个“小说世界”的真实感。“完美的纯洁”，根本就是理想化的、非人间的。
拿《红楼梦》来和《金瓶梅》相比，可知《红楼梦》有比较理想化的内容。
评论家余英时提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论。其中之一就是“理想世界”。“理想世界”意思是乌托邦（当然，后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终于敌不过现实，趋向崩解。）
台湾联经版《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在大观园这个美丽的乌托邦里，贾宝玉、林黛玉等少男少女们都是比较纯洁的，他们过着基本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少男少女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结诗社写诗作词、开生日宴、赏雪等等），享受着青春的美好。
余英时指出：“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虚构世界”（《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 68 页）。我们知道，“虚构(的世界)”再怎样理想、逼真，终究不是“人生的真实”。
《海外红学论集》
另一方面，《金瓶梅》所写的世界，充满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少有纯洁的真情。西门庆死后，书中角色人性中的阴暗面一下子集中大爆发。
显然《金瓶梅》的世界是个恶浊不堪的社会，人心险于山川，人性丑恶，在故事中都是很家常的。因此，有人以“反乌托邦”来形容《金瓶梅》的世界，也有评论者认为《红楼梦》批判“成人世界”，不如《金瓶梅》专写“成人世界”来得逼真。
不过，注重描写人世间的日常事、细节，只反映作者用工笔写得逼真、“煞有介事”。“煞有介事”也许能给读者多一点真实感（故事像是真的，不是编造的），却不代表小说家是“依据事实而写作”。
下面，我们检视实际案例。
《金瓶梅》的武松杀嫂不是实录
《金瓶梅》第八十七回“武松杀婶（潘金莲）”就不是反映历史实情。武松残杀潘金莲的场景，只是“水浒三杀”（武松杀嫂、宋江杀惜、石秀杀嫂）的拼凑版，是虚构的。
首先，《金瓶梅》在武松动手杀人之前，把妇人剥得精光（冯其庸、白维国、卜健《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页2591）。这是《水浒传》杨雄杀妻时让石秀做的。
《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
其次，剖腹剜心也是袭自杨雄杀妻。把肝肠五脏挂在高枝，也是杨雄做的。《金瓶梅》则写武松“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血沥沥供养在（武大的）灵前。”(第八十七回“王婆子贪财忘祸，武都头杀嫂祭兄”)
第三，《金瓶梅》中， 潘金莲死后有一段小赋：“手到处青春丧命，刀落时红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罗殿上；三魂渺渺，应归枉死城中。星眸紧闭，直挺挺尸横光地下；银牙半咬，血淋淋头在一边离。好似初春大雪压折金线柳，腊月狂风吹折玉梅花。这妇人娇媚不知归何处，芳魂今夜落谁家？”(《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页2592) 这是从《水浒传》“宋江杀惜”移过来的，笑笑生在赋后还补缀了八个诗行。
孙述宇先生说：“《金瓶梅》是个真实的天地，要求读者很认真，一旦认真，杀人就不能只是一件痛快的事，……”
这句话应该是说，笑笑生没有痛快杀金莲，而是详写了虐杀的过程和细节，恍如笑笑生本人在现场目击其事，所以写出来的是“真实的天地”，这也就令读者恍如亲身看着平凡人作孽的恶果，感到颤抖，而不是感到痛快。
如果是这样，那么，笑笑生笔下的“武松杀婶”只是以工笔给人“真实感”。笑笑生能将杀莲过程细细写来，他的写作本领是不凡的。
不过《金瓶梅》书中所写“杀莲”细节，并非源自“现实”。笑笑生只是集前人所写“杀景”于一书。
此外，《金瓶梅》写故事发生在清河，这地点也是拼凑而成的。
这清河县的一切，虚构成分很多，同样称不上“实录”。格非认为《金瓶梅》写清河实能南北兼顾（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页16）。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依赖史实？还是依赖前文本?
由于“真实”往往指“真实感”，而“真实感”之有无，因人之体会而异，所以，评论者所说的“真实”可以是很主观的，例如，田晓菲论第六十七回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和潘金莲之事，接连说“……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是真实的”（《秋水堂论金瓶梅》页198）。
她是指小说写得逼真、世上可能有这种事。
当我们看到评论者使用“realistic/真实的”等语辞，不妨区分一下：读者一般只要“真实感”，但是学者的任务可以是分辨小说呈现的是“真实”还是“真实感”。
清初评论者张竹坡也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方正耀《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这句话中，“似真有其事”有个“似”字，就是：“逼真”而已，不是真有。
《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
美国学者商伟称《金瓶梅》是一部“复式小说”(the polytextual novel) ，是指笑笑生将许多前人的文字片段编织进《金瓶梅》（参看商伟的论文，收入傅刚主编《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黉门对话”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223-281）。
既然是“摘取前人的文字”，自然不是源自作者笑笑生自身的真实生活经历。《金瓶梅》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让位给《金瓶梅》与“前文本”之间的关系。
依这理路推衍，我们可以说：笑笑生在写作手法上，善用前人留下的素材来达到他自身的目的，也算是“为艺术而艺术”。
《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黉门对话”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有欠真实的“游戏笔墨”
兰陵笑笑生有时候不顾小说真实感。
《金瓶梅》书中有些片段，似乎反映兰陵笑笑生只要写得过瘾，就算有损真实感也在所不惜，例如，给西门庆送春药的胡僧，其来历容貌被写成男根一般，例如：“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鸡蜡箍儿，穿一件肉红直缀；颏下髭须乱拃，头上有溜光檐。就是个形容古怪真罗汉，未除火性独眼龙。在禅床上旋定过去了：垂着头，把脖子缩到腔子里，鼻口中流下玉箸来……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见于第四十九回，此回标题为“请巡按屈体求荣，遇胡僧现身施药”（齐烟、汝梅点校《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香港三联1990年版，页635）。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再举一例。
西门庆的祭文，竟将西门庆写成“鸟人”（第八十回，标题为“潘金莲售色赴东床，李娇儿盗财归丽院”。西门庆祭文见于齐烟、汝梅点校《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页1162）。
此外，《金瓶梅词话》中还有大量双关语、戏谑语、荤笑话。这些游戏笔墨的主要作用是挖苦、讥讽妓女和帮闲，另外就是带有色情成分的猥亵笑话（参看：洪涛《金瓶梅词话》中双关语、戏谑语、荤笑话的作用及其英译问题》一文，收录于《洪涛〈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版）。
《洪涛〈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版。
西门庆有九个结拜兄弟，其名号来历，全用游戏笔墨，意在嘲讽 (例如，应伯爵，谐“应白嚼”、白吃白喝；白来创，谐“白来抢”；常峙节，谐“长时借”，等等 )。
游戏笔墨的存在反映笑笑生有玩世不恭的一面。面对冷酷险恶的社会生活，人还可以选择谐谑、调侃、取笑。
笑笑生允许谐谑压过“真实感”：像书中的胡僧形相、西门庆祭文，实是放弃写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可能因为他不排斥低俗趣味，认为巧舌如簧信口挖苦，可以娱己娱人。
《金瓶梅》作者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只留下“笑笑”二字，算是署了个笔名。我们也许可以从这方面（笑笑 / 玩笑不恭）来解释他为什么取名为“笑笑生”。
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向小说索要“真实感”的读者，读到《金瓶梅》“男根状的胡僧”“鸟人西门庆”等段落，会不会感到不知所措？
《金瓶梅》的“现实”？哪个年代的现实？
除了翻译成“真实的”，realistic也可以翻译成“现实的”；realistic和realism同源，汉语世界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应该是翻译自realism。
张隆溪教授没有套用“现实主义”这标签。然而，《金瓶梅》很早就被人视为“现实主义”的小说。
《金瓶梅》是“现实主义”作品？
“现实主义”这个词冠于《金瓶梅》，在民国时期的大学课堂上就已经出现，例如，浦江清说：“《金瓶梅》不能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而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作者所写，并非偶然的、琐碎的社会生活，而是典型的、一个真实社会的横剖面。”（朱自清等《西南联大文学课》，天地出版社2020年版。西南联大，存于1937年至1946年）。浦江清感到《金瓶梅》这本小说呈现了“真实社会”的面貌。
《西南联大文学课》
《金瓶梅》所写的“真实社会”是哪个朝代的“真实社会”？
对于这个“年代”问题，孙述宇、田晓菲的论著比较少关注，可能因为这两位学人都比较偏重人生义理和小说艺术的阐发，没有把自己论著的定位于历史考据。
《金瓶梅》作者在第三十回借着官哥儿的出生，特地标明年月日是“时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三日也。”（词话本六月廿三日作廿一日）。《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家在山东东平府清河县（按：《水浒传》中武大郎的家在阳谷县。）。
可是，《金瓶梅》作者是明朝人，他有意无意之间将明朝的“现实(reality)”写进了《金瓶梅》这个“北宋故事”之中。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所说的contemporary reality
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美国学者李慧仪说：
immersion in contemporary reality makes it an unmistakable produc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notwithstanding its ostensible setting in the twelfth century.
意思是：笑笑生没能摆脱写作时代的现实(contemporary reality)，所以他的作品呈现了十六世纪的事物。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因此，我们看到郑培凯教授撰有《「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载《中外文学》12卷6期 (1983年)，页4-44)，不会感到很意外。注意，郑教授谈的不是“宋人饮酒风尚”。
郑教授这是从社会风尚方面为讨论的切入点。有些《金瓶梅》评论者偏重政治层面(例如：周钧韬、霍现俊)，有些评论者专注于经济层面 (例如：侯会撰《食货金瓶梅》一书)。
郑培凯《茶余酒后金瓶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兰陵笑笑生花了不少笔墨写吃喝，《金瓶梅》中有大量饮食的话语，以致今人撰有专著探讨《金瓶梅》所反映的十六世纪中国饮食文化（例如：胡衍南《金瓶梅饮食男女》五南，2022年）。
总之，《金瓶海》虽是小说，但是，近人颇将它看成是social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的研究材料。
严格来说，这样将《金瓶梅》当成信史史料，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是不完全稳妥的，因为《金瓶梅》只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它为研究者提供的是“或可参考的材料”。简化成一句话：《金瓶梅》具备的是“（历史）真实感”。
其实，由于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事源自北宋末的宋江故事（《水浒传》的重心），所以，北宋末这时代框架对兰陵笑笑生也有一定的制约，例如：书中写西门庆上京，那京城是东京汴梁而不是北京（第五十五回。参看高扬《汴京，汴京：一座城市的衰落，一个王朝的崩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版）……
高飏《汴京，汴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版。
又如，吴月娘上泰山烧香还愿，遇山贼幸获宋江打救。那宋江是北宋晚期的人。《金瓶梅》最后写朝廷崩塌，那入寇推翻朝廷的是北宋末的外敌金兵。
在国家层面（北宋朝廷），《金瓶梅》也要顾全“北宋末”这个时间框架，分神去营造“北宋故事”的氛围和真实感，因此，第三十回有这样的一句：“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髙、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香港三联，页387。)
第四十八回，又有“蔡太师奏行七件事”。蔡太师，就是北宋权臣蔡京；七件事，均史有所据，却不是发生在同一年。
理论上，《金瓶梅》的“真实”应该是以北宋朝的事物为主，而不是晚明的事物。北宋末年的事物羼入晚明“痕迹”，应该属于“不实”。小说出现这种时代误置（anachronism）也可以说是作者的败笔。
因此，“写实文学”“极端写实”的形容词冠于《金瓶梅》，恐怕是“题材决定论”为实：从大处看，“又宋又明”的“现实”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金瓶梅》的世界”，虚而不实）。
近世评论家比较看重的是“《金瓶梅》的晚明色彩”，甚少重视《金瓶梅》的宋朝色彩。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论《金瓶梅》的评论者，绝大多数“弃宋取明”，因为众人都坚执“《金瓶梅》借宋写明”这观念。
《金瓶梅资料汇编》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万历”说
《金瓶梅》所反映的现实，是什么现实？明代嘉靖朝的？明代万历朝的？反映北宋朝的“现实”多一点，还是明末的“现实”多一点？
《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金瓶梅》部分由Tina Lu (吕立亭) 撰写。
吕立亭说:
Nearly everything a person could buy in a prosperous late Ming town is described in the novel: clothing, food, all the objects that typically fill a house, and, of course, sex. (p.108)
这句话中的 late Ming, 就是“晚明”。
然而，所谓“晚明”，具体是指哪段时期？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吕立亭的说明，是具体到细节的：the novel makes no effort to describe any reality but its own historical present, the Wanli period. 这句话的意思是：“（作者）无意描写除了自己所处的万历时期之外的任何现实。”(中译本, 页130) 。
引文中的the Wanli period就是“万历”（1573年—1620年），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
按照吕立亭这个说法，《金瓶梅》反映的现实不是泛泛的“现实”：《金瓶梅》写的是万历朝。
《金瓶梅》书中的人物，反映的是万历朝的平凡人吗？
吕立亭说：
A family that engages in incest and adultery cannot simply be a collection of misbehaving individuals; they must also represent something else. Consequently, the dysfunctional family in the novel has been thought to stand in for the Wanli court, and Ximen Qing and his conniving wives to represent the emperor and his bickering ministers. (p.108)
所谓“represent something else”，意思是: 另有所指。吕立亭认为，书中的西门家影射万历朝的君和臣（the Wanli court）。
不过，明人沈德符 (1578-1642) 在《万历野获编》中指出：“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之说，近似中国传统解释学中“作品影射”、“读者索隐”的路数。
引文中的“分宜”，指严嵩（1480-1567）。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因此后人常以“分宜”来代指他。他是明世宗嘉靖朝的重要人物，曾任内阁首辅，掌握朝政大权长达二十年之久。
引文中的“陶仲文”，具体活跃于明世宗嘉靖年间。他是明代著名的道士，深受嘉靖皇帝的宠信。
沈德符谈及《金瓶梅》抄本时说：“闻此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明人屠本畯( 1542- ? )《山林经济籍》中写道：“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万历三十五年左右)
沈德符、屠本畯距《金瓶梅》成书年代比较近，他们的说法后来被称为“嘉靖说”。如果嘉靖说可信，那么，嘉靖间大名士自然见不着万历年间的事，也就不可能写万历的明朝。
不过，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小说《金瓶梅》（据沈德符、屠本畯所说），要到万历朝才付刻，那么，在这“成书—付印”之间的几十年间，也许有万历年间的人“修订”过文稿？况且，“成于嘉靖朝”是传闻。
《金瓶梅研究史》
因此，“万历说”也许不是毫无道理的（台湾学者魏子云力主“万历说”，认为《金瓶梅》影射立万历帝立太子之事）。
无论“嘉靖说”还是“万历说”，都是源于诠释者看重写作背景对《金瓶梅》的“渗透”，淡化北宋末的“现实”（故事背景）。有人索性声称《金瓶梅》是反映明朝事物的百科全书。
《金瓶梅》中“三寸金莲”的描写，可能是受到明清时期对女性小脚审美观念的影响，而非源自《水浒传》。
近二十年，《金瓶梅》研究一度从明朝政治史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嘉靖说”和“万历说”的对峙，几乎泯灭，亦即消溶于“晚明”之中。
“晚明”又几乎消溶在“普遍性”(universality)之中：有些评论者看重《金瓶梅》对人性的刻画，声称书中角色是存在于任何时代的。这看法多少有点“人性超稳定”的意思。
人性是否恒常不变？人心有没有稳固的本质属性？这些问题都很有可争议的余地。
美国学者David Roy 提到过荀子的“人性本恶”思想，并将其与《金瓶梅》中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描写进行了对比（Shuangjin Xiao, Two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ors of Jin Ping Mei. Routledge, 2024)。
S. Xiao, Two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ors of Jin Ping Mei (Routledge, 2024)
结 语
综上所述，在评论《金瓶梅》之时，realistic是张隆溪教授的关注点: 在短短三个介绍《金瓶梅》的段落中，realistic depiction 使用了两次（此外，realistic还见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第337页）。
我们注意到，realistic 话语是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的批评标准之一：《诗经》是realistic的，杜甫诗有realistic depictions, 《西游记》也是(psychologically realistic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不例外。
“现实主义 / realism”一度（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是文学史话语中很常见的标签。
张教授也许比较欣赏realistic的文学作品？判定文学作品为realistic (相对于imaginative)，呈现的是史家的一种文学价值观。
然而，何谓realistic?《金瓶梅》有多realistic？《金瓶梅》所反映的现实，是宋朝还是明朝的现实？这些问题，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没有论及。
《梦梅馆新校十八开本金瓶梅词话》，里仁书局2020年版。
《金瓶梅》是宋朝故事，却羼入元杂剧和明朝的史实，这情况合理吗？这样不宋不明，还说是realistic吗? 书中那些“明朝痕迹”对宋人故事而言，不是imaginative吗? 《金瓶梅》的世界，似宋似明，不宋不明；地域方面，西门家所在地又是清河与开封、临清的影子共存，这样的世界岂非imaginative?
怎样判断某作品够realistic? 所谓realistic，如何定义、如何衡量? 都是问题。在文学批评中使用 realistic也必须面对以上“如何”。
近人看《金瓶梅》，说它 realistic、“写实”、“真实”、“现实”，然而，兰陵笑笑生也有幻笔杜撰、玩世不恭的时候，不见得书中处处是“写实”：笑笑生开胡僧、西门庆、蔡老娘、赵太医等人的玩笑……
面对笑笑生笔下的五浊恶世，一般读者很可能看不清《金瓶梅》的价值观。不过，也许兰陵笑笑生这笔名已经给了提示：“笑笑”（嘲笑、冷笑、微笑以对，等等）就是处于浊世的一种选择、一种态度。
尹恭弘《金瓶梅与晚明文化》，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附记一：戏曲小说怎样成为文学史叙述的重心?
本文和《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七》提到，张隆溪教授介绍《三国演义》和《金瓶梅》这样的长篇小说，各用了三个段落。
这样短小的篇幅，似乎反映出张教授对长篇小说不大重视。
中文世界的文学史书写其实是日渐重视戏曲小说的。
陈广宏教授《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篇指出，明治日本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受文艺复兴以来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以俗语文学为重心，不断提升戏曲小说的地位。
《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民初的文学史书写对日本模式有所借鉴，于是，戏曲、小说日渐成为文学史叙述的重心之一。
附记二：以morality论《金瓶梅》
关于以morality论《金瓶梅》，请读者参阅：洪涛《文学史上moralistic话题的萎缩、第一流小说的诞生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八)》一文，载“古代小说网”2025年3月18日。
附记三：realistic 相对于imaginative（想象）
本文提到：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凡用到realistic, 似乎都表示褒义。
与realistic相对的，是imaginative (想象的)。小说是虚构成分甚多的文类。从大量虚构中读到realistic的一面，是什么感受？
虚构的作品，艺术水平未必较低，例如，《唐诗纪事》所载“（贾岛）推敲”故事反映作者不顾事实如何，只考虑用“推”还是用“敲”才是效果更好。
《唐诗纪事校笺》
参看洪涛《“钱钟书问题”没人能解——兼谈异文现象（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
另外，有些“时代误置小说”或者“穿越小说”纯粹出自小说家的想象。小说家明显不顾时代大框架的真实，只求细节上显得“真实”、有趣味。
批评者指出小说家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有“宋代才女唱元曲”之弊，但是，金庸就是不愿意删去被质疑的情节。金庸坚持保留“有趣味”片段。参看洪涛《“知识从何处来?”——评“元朝新文类”之说，兼谈“穿越小说”（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