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主力东渡黄河，大举奔赴抗日前线，除去必要的留守兵力外，最初进入山西境内的实际不足4万人。至百团大战即将打响的1940年初，八路军总兵力已扩大到近40万人！而同一时期，活跃在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却发展得比较缓慢，兵力数字只能用寒酸来形容！
（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底初建时，总兵力10329人有枪6000余支，大体跟八路军一个师的兵力相当，两年以后，东渡黄河仅9000余人的八路军第129师，已经发展到11万人枪，兵力猛烈扩张十倍不止！
而根据新四军军部的统计，1939年底实有总兵力49901人，大概是建军初期的四倍多，虽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可是跟华北八路军比起来，显然差强人意，须知华中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这样的成绩单，是很难令延安满意的。
同是我党领导的队伍，为什么两支部队的发展状态，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呢？个人看法，主要责任确实应由新四军实际领导人：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项英同志承担，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项英）
一、新四军的发展遭遇困境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在华中地区先后设立过两个“中央局”，分别是王明领导的长江局、项英领导的东南局，这两位书记都是“留苏派”，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存在着严重偏差。
王明鼓吹：“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所有行动，全部置于重庆的指挥之下，这与毛主席独立自主发展的理念，完全是相悖的，对重庆当局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华北八路军在延安强有力的直接领导下，受此影响较小，从1938年开始，放手发动群众，分兵壮大武装，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也不再依赖重庆拨发粮饷，相比之下，新四军却没有真正地放开手脚。
（陈老总）
第1、不愿也不敢以主力东进
顾祝同第三战明显包藏祸心，其给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区域，仅限于皖南一隅，根本不具备良好发展的条件，延安迭电新四军军部，要求以主力东进到苏南地区，以及经营苏北，但项英始终不愿倾全力向东发展。
新四军在江南的三个主力支队，只有粟裕的“先遣支队”和陈毅的第1支队，真正果敢东进，并且在苏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而另外两个支队的骨干力量，一直留驻皖南山区，在皖南事变中大部损失。
第2、军部长时间滞留皖南山区
新四军和东南局的主要首长们，以及军部机关也没有及时东进，从而摆脱在皖南的不利态势，1939年整编后，军部率三个纵队六个团外加教导总队，近万人的部队挤在毫无回旋余地的山区，怎么可能有大的发展？
其中有三个团是建军早期的主力团，军政素质均佳，如果奋勇东进，至少能发展为三个主力旅！而陈粟偏师在苏北和苏南展开后，既缺部队也缺干部，可惜主力却迟迟没有东来，殊为遗憾。
（陈毅和项英）
第3、过分依赖所谓的正规渠道
叶挺军长多次登门找上顾祝同，催要军饷粮弹，一方面，证明重庆当局是故意卡脖子，以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四军军部在独立自主上存在偏差，想通过所谓“合法”的渠道来生存和发展，简直是与虎谋皮。
甚至于处决第四支队司令员，叶项居然还要发电请示重庆军事委员会，这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第4、缺乏能打硬仗恶仗的部队
新四军的建军基础，自然是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这些同志在忠诚和勇敢方面，无可挑剔，但也必须承认，游击习气比较严重，不太善于正规作战，毕竟红军最精锐的部分，都参加长征北上了。
缺乏能打硬仗和恶仗的部队，既影响自身的壮大，关键时刻也不能一击制胜，皖南事变期间，军部有几次机会突出包围圈，当面顽军兵力火力并不太强，然而叶挺几次组织强攻，都没有冲出去。
最后只能悲壮地分散突围，失败在所难免，不妨对比一下，长征路上的泸定桥和腊子口战斗，那都是千钧一发，所以绝境突击，必须有真正的拳头部队！
（新四军首长们）
二、八路军奉命南下驰援华中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新四军发展状况不尽人意，延安方面当然着急，多次去电批评，可惜项英自恃资格老资历深，仍然固执己见，毛主席只好改变方法，出手对华中地区实施新的战略布局。
不久以后撤销长江局，重新成立了以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原局，开始整合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力量；1940年5月延安电示东南局，再次强调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方针，指出对于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决斗争。
最关键的一招棋，是训令八路军以有力一部，兼程南下华中地区，配合新四军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仅仅半月以后，八路军第二纵队12000余人，在黄克诚司令员的率领下，从冀鲁豫边区火速出动！
（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
第二纵队的作战序列，包括第115师344旅和新编第2旅，都是老八路的底子，部队于6月到达安徽涡阳，与彭雪枫的新四军第6支队主力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
根据上级指示，黄克诚率三个主力团月余后继续南下，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陇海南进支队会师，再与新四军第6支队一部完成合编，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陈粟遂行黄桥决战时，该纵曾南下增援。
同一时间，李先念率豫鄂挺进纵队9000余人，进至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与彭雪枫第四纵队遥相呼应。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挺进华中的八路军部队，总数不低于25000人，有力地配合了新四军打开新局面。
（新四军第5师师长李先念）
至1940年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少奇同志任政委，统一指挥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所有新四军和八路军的作战，该指挥部的成立意义极大。
叶挺将军主要留在皖南军部工作，因此总指挥部的日常，正是由陈老总和少奇同志负责的，而得到强援的新四军，这一时期在江北频繁打击日伪，发展势头迅猛，至1940年底总兵力增至88744人！
还不仅仅是数量翻了一番，期间一批八路军战将，以及参加过长征的红军骨干，终于与新四军部队实现了融合，使新四军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八路军+新四军混合发展的模式，尽显毛主席的高瞻远瞩！
三、新四军发展驶入快车道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和三个纵队共9000余人，除1000余人突围外，牺牲被俘大部，损失堪称重大。而重庆当局以为，失去指挥机构的新四军，绝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
大错特错也！由于江北的战略布局业已完成，9000人不到的损失，只占华中我军总兵力的10%左右，远未到伤筋动骨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已形成了完善的领导机构和指挥体系。
因此延安在展开政治反击的同时，立即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并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少奇同志为政委，而军部重建的基础，当然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军部机关于1月25日进驻苏北盐城，新四军浴火重生！
（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
军部重建以后，也立即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将进至华中地区的八路军队伍，全部纳入新四军战斗序列，统一使用新四军的番号，部队共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第1师 ：师长粟裕 兵力11000余人
第2师 ：师长张云逸 兵力18000余人
第3师 ：师长黄克诚 兵力20000余人
第4师 ：师长彭雪枫 兵力15000余人
第5师：师长李先念 兵力14000余人
第6师：师长谭震林 兵力6000余人
第7师：师长张鼎丞 兵力3000余人
独立旅 ：旅长梁兴初 兵力5000余人
（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
上述总兵力已经突破92000人，其中属于新四军老底子的，只有第1师、第2师、第6师和第7师，合计兵力为38000余人，占比为41%；而第3师、第4师、第5师和独立旅，老底子都是八路军，合计兵力54000余人，占比高达59%！
也就是说，重建以后的新四军战斗序列，八路军成分已超过半数，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梁兴初等首长，也都是参加过长征的名将，两支部队互相取长补短，为新四军其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当局曾恶人先告状，诬指新四军为“叛军”，并宣布撤销该军番号，但在举国声讨之下，以及美苏等盟国所表达的强烈不满，这个事后来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了。
（新四军第7师师长张鼎丞）
1943年，周副主席和林师长到访重庆期间，专门提出了“三发两编”的要求，即发饷、发弹、发药和增编为两个集团军的建制，既然第八路军已经改称第18集团军，那么另外一个集团军的番号，显然就是给新四军争取的。
不出意外遭到了拒绝，但是可以佐证，重庆当局对于撤销新四军番号一事，已然绝口不提了，狼狈莫此为甚，而重建以后的新四军，则继续战斗在大江南北，并且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至抗战胜利时，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21.5万人，另有地方部队9.5万人，已是建军初期的30多倍！成为一支战略级的武装力量，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正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实现了大会师。
解放战争爆发时，新四军一部分比如第3师已开赴东北，成为东北野战军的基干力量，绝大部分演变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所属部队，至于新四军的番号，一直到1947年初才正式撤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