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座崭新的军事学府在哈尔滨拔地而起,当首批学员踏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校门时,在这支身着军装的年轻队伍里,不乏开国元勋的子女,其中高干子弟的占比竟然多达三成。这样的比例让学院各级干部在欣喜生源优质的同时,也暗暗担忧:这些承载着父辈荣光的“红二代”,该如何在纪律森严的军校里打磨成合格的军人?
哈军工承载着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迫切需求,1952年陈赓奉命筹建时,哈尔滨郊外还矗立着日军遗留的兵营,36幢教学科研大楼在七个月内拔地而起,钱伟长、沈鸿等顶尖专家被陈赓“三顾茅庐”请入校园。随着硬件设施迅速完善,十大元帅中七位的子女、十大将中六位的后代陆续通过严格考核入学,导弹工程系三分之一的学员档案里赫然标注着父辈的卓著功勋。
哈军工早期招生时非常严苛,左权烈士之女左太北就曾因政审程序卡壳,招生人员虽然知道她的父亲是八路军英雄,但仍然坚持政审原则,后来得知左太北如实填写“二伯曾是国民党”时,在陈赓的关照下她才如愿进入哈军工。然而,尽管招生严苛,却抵不住“红二代”自身拥有的优越感,一位将军之子在课堂上公然顶撞教授:“我爸淮海战役带兵时您还在画图纸吧?”
这些教授都是当时声名显著、才能卓越的科技元勋,是陈赓将军费劲心思请来的尖端人才,面对后辈如此羞辱,难免让他们心中感到意难平。更有学员将专车停在校门外炫耀,引发普通学员“凭什么特殊化”的集体抗议,此时教员们陷入两难,批评过激恐得罪首长,放任自流则败坏学风,导弹工程系主任气得拍案:“这些孩子就像带着金箍棒进佛堂,碰不得又放不下!”
这些高干子弟身处优渥的环境中成长,父辈的功劳薄成为他们炫耀和倚仗的资本,平时养成骄纵之气,面对批评时他们敏感、又要自尊,所以让学院领导感到难以下手管教。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时,陈赓将军在全院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条是对待所有学员均一视同仁,不允许任何人搞特殊化;第二条则是发现问题时不要公开批评,用个别谈话的方式低调处理。
一视同仁,让高干子弟与普通学员融入学院集体,这一点是革命传统,而且是每位革命元勋都深知的道理,一旦有高干子弟明知故犯,开国功臣也难以推脱责任;而个别谈话则彰显陈赓人性化处理的治学理念,既保证高干子弟的自尊心,又让他们在保持颜面的基础上明白领导的良苦用心,让他们在自我反省中纠正错误、不断成长。
导弹工程系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单位,率先将陈赓的原则落到实处,系里明文规定:学员每月仅能领取12元津贴,严禁私带零用钱;食堂之外,校园内禁止食用任何零食,连家属探亲时带来的糖果点心也需登记保管。廖承志之子廖晖的奶奶从上海前去探望孙子时,看到孙子拒绝拿她带的点心,老人既心疼又欣慰,逢人便说:“咱孩子在军工没学坏,规矩比家里还严。”
真正的挑战是处理那些藏在纪律表象下的思想问题,某部首长之子入学后,总爱穿父亲旧军装显摆,领口的中将衔磨得发白,在队列里格外扎眼。教员将他带到校史陈列馆,指着陈赓在抗大时打补丁的破军服说:“你父亲当年在战场上穿这样的衣服指挥千军,如今你穿着带军衔的旧军装,是想让战友们看肩章,还是看你过硬的本事?”学员当场红了眼眶,第二天主动换上了学员服。
随着时间推移,高干子弟们的变化让教员们惊叹:原本连步枪都扛不稳的“红二代”,能在野外拉练中背着30公斤装备徒步行军80公里;曾经提笔忘字的“首长少爷”,在实验室为论证一个数据熬红双眼;甚至有学员主动申请将津贴减半,理由是“父辈革命时从没想过拿津贴”。1957年国庆阅兵,哈军工方队中近半数受阅学员来自高干家庭,他们踢正步时扬起的尘土里,看不出半点特殊化的影子。
半个多世纪过去,哈军工校址几经变迁,但陈赓定下的管理智慧仍在回响:对高干子弟的关爱,从不是娇惯纵容,而是以严规铸其魂,以真情润其心。当个人成长与国家使命紧紧相连,再特殊的身份也终将在纪律与信仰的打磨下,成为撑起共和国大厦的坚实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