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初，刘帅和邓公取得了宛东战役的胜利，随后刘帅决定趁着汉水区域的敌军空虚之际，决定联合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及陕南第十二旅等发起襄樊战役，由王宏坤负责统一指挥，随后各方经过统一筹备及安排，迅速发起襄樊战役。
我军在7月2日发起攻击，之后迅速肃清外城敌人，7月15日攻入城内，第二天全歼襄阳守军及俘获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及郭勋祺以下1.7万人，该场战役被称朱老总称之为“模范型战役。”
在这之后，襄樊战役胜利的消息被上报给中央，随后给刘帅和邓公去电：“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之后，中央军委又指示：“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
其实在这一年，解放战争局势，已经基本明了，有不少国军高级将军成为我军战俘，可为什么毛主席会对康泽格外重视，并要求排可靠武装，加脚链押送，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康泽和其他国军战俘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康泽，原名康代宾，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在他幼年的时候就已经离世，后依靠父母做手工针织品勉强谋生，康泽和弟弟妹妹日常也会帮助母亲做一些事情，从而分担家庭的负担。
虽然家庭较为困难，但是康泽母亲还是送他去读书，希望能以此改变孩子的命运，康泽在进入私塾和小学读书后随后进入进入安岳县私立中学读书，很是认真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让任烨想不到，他居然成为了老蒋的手中一把利刃。
然而在这期间，他看到了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让他的内心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想法。
中学毕业后，康泽在进步教师李恒生、刘卓安和族人康纪鸿的帮助和接济下，远赴广州，并成功考入黄埔军校三期，随后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期间因为仰慕刺杀汪精卫（字兆铭）十分敬仰，入学后遂改名兆名，号康泽，之后以“康泽”闻世。
康泽十分擅长演讲，而且记忆力很强，在一些公众场合讲话的时候从来不需要演讲稿，而且语句精悍简练，很有汪精卫的派头。
在黄埔军校期间，学习勤奋刻苦，任劳任怨，从不贪图玩乐，放假的时候，也在教室研究读《三民主义》，钻研政治和军事理论，之后一天他在整理老蒋训话笔记的时候，引起了老蒋的注意，随后老蒋也记住了康泽，认为他是个好学生。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康泽被老蒋推荐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在这里他和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等人成为同学，而这些人多数也成为了国民党特务圈子的主力，在这些人的影响中，康泽也慢慢走向了歪路。
1927年10月，康泽从苏联回国，随后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第二年的时候，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成为了将军，后改任总司令部江西“剿共”宣传大队大队长，在反共宣传中显示出“才华”，赢得老蒋特别信任。
九一八事变后，康泽奉命和贺衷寒、戴笠、桂永清、郑介民、邓文仪等13人筹组特务组织“复兴社”。
1932年3月，“复兴社”在南京励志社会议室正式成立，老蒋兼任社长，其骨干成员面对蒋介石举手宣誓：“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一个月后，蒋介石为“复兴社”拟定了宣传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在老蒋成立复兴社后，康泽便是老蒋身边的大红人之一，期间康泽不仅当上宣传处处长兼《中国日报》社社长及“三青团”书记长，直至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委。对于老蒋对自己的提拔，康泽始终不敢忘记。
为了能报答老蒋恩情，康泽组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自任总队长，该总队的原则是效忠国民党，对我党进行无情打击和镇压，由于别动队的卖力，立下了不少所谓的“功勋”让老蒋对其屡次褒奖，老蒋为此还下令：“为保证别动队员执行紧急任务的需要，一切车辆均应予以方便。”
由于康泽深受老蒋信任，这让他以为自己是老蒋的“御林军”，所以经常到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导致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埋怨和忌恨，所以有人特意给他寄了一副对联：“屠兄屠弟手段何其残忍；丢母丢妻心术硬是毒辣。”横批是“屠夫世家”。
对联上联指责康泽父亲是屠夫早年的时候杀猪为生，而如今的康泽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以此指责康泽父子物以类聚，对联的下联则是指责康泽忘记抚育他长大的母亲和原配妻子，以此指责康泽狠心。
虽然遭到了指责，但是康泽以“为国忘家”的方式引起了老蒋的信任，不仅进入了国民党的核心层，而且还让自己达到了反动仕途的巅峰，然而该对联也是对康泽的赤裸裸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上下一片反独裁、反特务、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这让老蒋不得不将康泽派到国外考察。
在国外呆了一段时间后，康泽返回国内，期间老蒋本来想安排他到热河担任省主席，然而康泽不敢去，因为热河是全国第一个解放区，还有那里有我军的名将程子华，而且还是傅作义的驻防范围，康泽既不是程子华对手，同时还和傅作义有恩怨，所以他不愿去热河，最后，老蒋将他任命为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
康泽虽然是黄埔军校毕业，也读过兵书，但是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在搞情报工作，根本没带过兵，而且所部官兵基本上四川人，于是他请来了川军名将郭勋祺担任他的副司令，随后他又向老蒋要援军，老蒋虽然答应给三个师，可由于各种原因，这支部队一直没能抵达。
1948年6月18日，华东野战军发开封战役，四天后拿下开放，之后又发起了豫东战役，这让康泽认为我军下一步会进攻襄樊。
为此，他整日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候康泽的部下为了能让长官高兴，特意决定为他提前过生日，借此希望长官心情可以好起来，大战在前，康泽也不愿意过生日，然而部下多番邀请，康泽参加了部下为他举行的生日会。
然而，在生日宴上，忽然接到我军进攻老河口的消息，这让康泽瞬间心情全无，第一时间找到副司令郭勋祺对策，随后命令郭勋祺为前敌指挥，自己则留在后方寻找合适机会突围，期间为了守住襄阳，康泽下令化学炮连用美式迫击炮发射黄磷弹，烧毁城垣外的所有民房。
其实，我军在拿下开封那天，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联名发出一份请战电报：“为了分散敌人，积极配合北线作战，建议以南线兵团先取老河口，后出襄樊，
如敌南援，相机歼敌一部。”
随后，刘帅、邓公、陈老总三人同意了该建议并认为襄樊这一战必须打，而且要选择一个好时机，同时还要活捉特务头子康泽，只有活捉了他才能算全胜，所以如何活捉康泽成为了一个难题。
随后，中原野战军命令王近山的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和陕南第十二旅发起襄樊战役，王宏坤担任总指挥。
接到命令后，王近山当即下令侦查老河口火力，之后迅速发起了对老河口的攻击，很快襄樊外围的各大据点被我军清扫干净。
襄樊城为襄阳、樊城的总称，襄阳城北依汉水，与樊城仅一水之隔，城南及城西南均为山地，形成护卫襄阳城的天然屏障，城四周是又高又厚的城墙，城墙外有宽阔的水壕，城内外和城南、城西南山地有大批 永备工事，易守难攻。
负责进攻襄樊的是王近山，王近山在看到我军对南山区进攻接连受阻的情况，当即决定“撇山攻城，直捣西门”，避开敌人山头阵地火力，采取猛虎掏心战术，直接打击康泽的要害。
然而该建议遭到了刘金轩的反对，虽然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最后这件事情被闹到总指挥王宏坤那里，随后王宏坤下场调解，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等气氛缓和下来后，王宏坤还是采用王近山的战术，随后要求部队相互配合，顾全大局，做好发起总攻准备。
由于襄樊局势紧张，白崇禧在7月9日给康泽去电，要求他坚守襄樊，自己已经命令整编第七师、第九师日夜兼程支援，要求他坚守到7月22日，随后驻扎在樊城的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撤到襄阳城，期间我发起了不断进攻，康泽为了守住襄阳，不惜下令化学迫击炮连再次施放黄磷弹，把南门外的居民房舍焚烧一空，以便居高临下射击攻城的我军，同时，康泽向老蒋发电报表态说：“生决心与城共存亡，以报党国和校长！”
7月15日，我军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当天晚上发起了总攻，我军先集中火力进攻西门，接着让工兵爆破，随后打开一个缺口，接着大部队随即发起冲锋。
康泽也在第一时间进行阻击，然而我军攻势很猛，康泽率部只能一退再退，最终退无可退，全面溃退。
战斗结束后，我军开始搜查缉捕康泽，经过一番搜查过，我军在16日下午16时在死人堆里抓获康泽。
整个襄樊战役，我军歼敌2.1万人，俘获康泽及郭勋祺等指挥官，算是取得了大胜。
康泽被俘后，很快见到了刘帅，刘帅在见到康泽后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黄磷弹是有毒的？你知道不知道烧毁大批民房是有罪的？”
康泽在刘帅严厉目光下，只得嗫嗫嚅嚅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刘帅最后对康泽说：“你确实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今天你成了战俘，我们是不杀俘虏的。希望你好好学习，认罪服罪，争取人民对你的宽大处理。”
康泽被俘的消息传到中央，中央随即给刘帅和邓公去了一份贺电，之后毛主席又来电指示，派人严加看守，并上脚铐，押送到华北。
很快，康泽被送到后方，关押在井陉河畔的华北军区保卫部，后来被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在这期间他受到了我方妥善关怀，1963年获得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康泽于 1967 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