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深秋的香港启德机场，一个体型臃肿的中年男人被六名衣着华贵的女子簇拥着登上飞机。
他左手紧攥着牛皮公文包，右手扶着镶金拐杖，额头渗出的汗珠浸湿了礼帽边缘。
舷梯旁，四辆装甲卡车正将沉重的木箱搬进货舱，金属碰撞声与海风交织，这是马鸿逵最后一次回望故土，7.5吨黄金压得运输机起落架吱呀作响。
1904年隆冬，12岁的马鸿逵跪在兰州巡抚衙门的青石板上。
父亲马福祥刚用一千两白银为他捐了个“蓝翎知县”虚衔，这个连《三字经》都背不全的少年，官服下摆还沾着冰糖葫芦的糖渍。
谁曾想，这个滑稽的开场竟拉开了他四十载权倾西北的序幕……
在甘肃陆军学堂读书时，马鸿逵的床底总藏着两套衣服：一套是印着同盟会标志的学生装，一套是绣着清廷补子的官服。
1909年某个深夜，他在兰州城墙上张贴反清标语时被捕，父亲马福祥连夜托人给狱卒塞了五十块银元，次日清晨他便“保外就医”。
这种在变革浪潮中左右逢源的生存智慧，成了他毕生的政治信条。
1933年春，蒋介石的委任状送到宁夏时，马鸿逵正躺在四百斤重的特制藤椅上听戏。
他慢悠悠吐出枣核，对幕僚笑道：“老蒋这是要把我发配边疆啊。”话音未落，戏台上扮演包公的演员突然改词：“驸马爷的乌纱帽，可比宁夏的沙枣花还香哩！”满座哄笑中，新任省主席的权杖已悄然握紧。
马鸿逵的办公室陈设堪称奇观：紫檀木太师椅需要三个士兵才能搬动，案头镇纸是镀金的迫击炮弹壳，墙上挂着用狼毫笔写的《三民主义》，落款处盖的却是“西北王马”的私印。
每天清晨七点，官员们要在门外排成两列，学清朝官员甩袖行礼，当地人戏称这是“马王爷的早朝”。
他的敛财手段比戏法更精妙。1934年推行新币时，百姓拿着旧钞到银行兑换，柜员总是拨着算盘说：“两块换一块，马主席定的规矩。”有老农颤巍巍掏出全家积蓄哀求，换来的却是卫兵枪托砸在青砖地上的闷响。
宁夏百姓编了歌谣：“马主席的算盘珠，比贺兰山的石头还多。”
1942年黄河决堤，马鸿逵的救灾演讲还未结束，征粮队已冲进灾民帐篷。他的四姨太刘慕侠坐在轿车里涂着丹蔻，对秘书说：“这些泥腿子懂什么？主席拿他们的粮食去换美国拖拉机，明年就能多收三成税。”车窗外，饿殍手中的破碗映出她耳垂上的东珠摇曳生辉。
1949年中秋夜，银川将军府的后院突然腾起火光。马鸿逵亲手烧毁了二十五箱地契债据，灰烬飘落在太湖石垒砌的假山上。管家躲在月洞门外，听见他喃喃自语：“带不走的，都烧干净......”
次日清晨，三十匹骆驼驮着鎏金佛像、翡翠屏风消失在腾格里沙漠，而百姓的税单还压在县衙案头。
逃往台湾的专机上，五姨太邹德一突然呕吐不止。马鸿逵烦躁地扯开领口，金怀表链子勾住了座椅皮套，就像他的人生，看似金光璀璨实则处处掣肘。
当蒋介石冷着脸说“西北之失，尔等难辞其咎”时，他肥胖的身躯在中山装里微微发抖，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枚弃子。
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泳池波光粼粼，马鸿逵却总盯着水面发呆。某日佣人擦拭他珍藏的西夏铜刀，刀柄上“镇守朔方”的铭文突然让他老泪纵横。四姨太数落他：“这些破铜烂铁能换辆凯迪拉克！”他哆嗦着嘴唇，最终把铜刀锁进了保险柜。
1969年圣诞夜，唐人街中药铺的学徒被急促的门铃惊醒。马鸿逵裹着貂皮大氅，执意要买宁夏枸杞。
伙计拿出加州产的果干，他抓起一把摔在地上：“我要贺兰山下三筛三晒的‘红宝石’！”说罢颓然倚着门框，任由假牙在锦盒里咯哒作响。
1970年1月14日，洛杉矶医院消毒水的气味中混入了线香。弥留之际的马鸿逵突然睁眼，枯枝般的手指指向东方。
守候在侧的族人凑近倾听，听见的却是夹杂着河州方言的呓语：“过了青铜峡...沙枣花要开了......”监视器上的波纹归于平直时，窗外的太平洋正在涨潮，浪花反复冲刷着异国的海岸。
马鸿逵书房曾挂着他手书的条幅：“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个用7.5吨黄金铺就逃亡路的军阀，最终在比佛利山庄的豪宅里咀嚼乡愁。
他至死不知道，当年从宁夏银行掠走的黄金，后来成了新中国西北建设的启动资金；他更不会想到，青铜峡水电站的灯光，早已照亮了贺兰山下的万亩枸杞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