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军史的读者，不可能没听说过“林罗刘”组合。解放战争中我队最具实力的一支野战军，就是以“林罗刘”为指挥核心的四野。不过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东北野战军：因为1949年四野番号确立后，老政委罗荣桓便被留在天津养病了，没有继续随大军南下作战；而原东野参谋长刘亚楼，则改任第14兵团司令员，不久后又调到空军当一把手。
所以大半个中国还没有解放时，“林罗刘”中的政委和参谋长，就脱离原岗位了，这个经典组合就此不复存在。如此重要的人员调整，野战军自己当然定不了，是经过中央军委审议决定的。全国很多地区还没解放，毛主席为何在四野肩负重任之时，就早早拆掉了“林罗刘”的王牌组合呢？答案或许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先说说罗政委。罗荣桓是我军最优秀的政工干部，不光懂政治，其实也能自己带兵。全面抗战时期，罗荣桓以八路军115师政委的身份，长期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上在山东军政一把抓，完全能够独当一面。只不过后来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中，林总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不需要罗荣桓过多参与军事决策，而理顺干部、搞征兵和后勤工作，成了罗帅在这一时段的主业。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45年毛主席点名让罗荣桓去东北时，一向对组织命令毫不打折的他，却破天荒地向毛主席“推辞”了。倒不是担心工作难干，而是罗荣桓此时已身患癌症，虽经过药物控制，但身体状况难以支撑大局，所以他实事求是地向主席反映情况，希望晚些时候再到任，或者暂时让其他同志顶一下。
毛主席自然很心疼罗荣桓，但权衡再三，还是没有同意这个请求，让他克服困难尽快到岗。原因在于东北的“真空期”转瞬即逝，日军投降后我们要跟国民党军比速度，快速布局东北，进而争取全国战场主动权。罗荣桓只得拖着病体坚持赴任，精心梳理东北解放军，最终在短短几年内培育出了百万雄师。
所以49年平津战役结束后的罗帅，身体需要治疗休养不假，却远没有前几年那么严重、那么迫切。此时让他留在天津调理身体，是毛主席亲批的。伟人这么做，除了照顾罗荣桓外，里面还有深层原因，一会再讲。
接着说刘亚楼参谋长。参谋长的职级，低于司令员和政委；但其实跟林、罗一样，若把刘参谋长单独拉出来，也具备独当一面的实力。天津战役就是明证，这么重要的战役林帅都没有亲自到前线，而是委托参谋长刘亚楼，统一指挥34万攻城大军作战，结果只用了29个钟头的时间，这座由国军名将陈长捷把守的坚城，就被我军彻底拿下了，刘亚楼的军事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刘亚楼不只是出谋划策、辅佐野战军司令员的角色，他的实战能力要比多数同级别参谋长高出一筹。1949年平津战役后，全军进行军改，四野拥有了4个满编的兵团（甚至是超编），刘亚楼主动请缨担任第14兵团司令员，这同样是得到毛主席许可的，不是刘亚楼自己想去就能去。
那在这个档口，毛主席为什么一下子，就从野司拿掉了罗荣桓和刘亚楼两个关键人物呢？似乎不是很符合常理。
接下来，四野还要进军中南，作战任务依然很重。而开“天眼”来看的话，拿下两湖之后又得杀奔两广、解放海南岛。这些战役，高层不是不可预见的。一般来说主席不会临阵换将，非要换也不是不行，但往往是“穷则变、变则通”：现在明明“林罗刘”指挥得当，在东北和华北都打得非常漂亮，如此节点主动换将，毛主席的安排很耐人寻味。
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毛主席考虑事情，很有前瞻性。东野1948年11月浩浩荡荡入关时，带了12个纵队共七十余万正规军，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解放军最庞大的战略集群。
而随着平津战役结束，不断向南进军，势必将补充大批解放战士或地方上新招募的兵员，突破百万兵力只是时间问题。这样一支空前强大的部队，主席认为必须尽快“去东北化”，才能更好地管理。什么意思呢？
林帅军事才能过人，但他用人有个特点，就是极其看重嫡系。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1937年便明确批评过。当时林总在抗大指出，八路军整编应当优先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出来的干部，也就是“双红一”将领。
毛主席得知后却很不高兴，批评他对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干部另眼看待，是不对的。毛主席历来强调承认山头、消灭山头，在调整部队干部结构时，很花心思。
虽然主席为此批评教育过林帅，但在东北时期，野司、各纵队的用人，还是体现着他原来的风格。比如用双红一的李天佑取代起义将领万毅，出任一纵司令员，就在内部引发过争议。
林帅用熟不用生，风格透着一股谨慎，短时间看也不是大问题；但在部队不断壮大后，却不是好现象。毛主席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对四野寄予厚望，要求这支大军正规化，不能当“地方豪强”。所以伟人从司令部入手，有针对性地改造四野。主席深思熟虑后，特易新补充进两名高级干部，取代罗荣桓和刘亚楼之前的位置。
第一个是邓子恢。邓子恢功勋卓著，跟罗荣桓一样是经验丰富的政工高手，红军初期的闽西根据地建设，就凝聚着邓子恢的心血。罗荣桓虽然暂时离队休养，仍挂职四野第一政委，邓子恢只担任第二政委，但四野的政治工作，此后由邓子恢来主抓，他的能力和经验，完全能填补罗荣桓留下的空缺。
邓子恢虽然有中央红军背景，但他没有参加长征，抗战时也不是八路军115师的干部，而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主要在华东和华中任职，49年调入之前跟四野没有直接关系。显然，邓子恢很符合毛主席此时的换人标准，这个操作针对性非常强。
第二个是萧克。萧克在我军历史上地位很高，红军时担任过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六军团长。毛主席把他从华北军区点名调过来，接替刘亚楼留下的四野参谋长位置。这显然属于高配参谋长了，当林帅的助手毫无问题。
萧克的革命资历、军事经验都不在刘亚楼之下，有些层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萧克也不算“双红一”，他是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120师的代表人物，非常符合主席的用人意图。而刘亚楼不当野战军参谋长后，在兵团里也没干几个月，就被毛主席调走去建设空军了。这位闻名遐迩的参谋长，彻底离开了四野部队。
经过这次调整，四野出现了全新的指挥组合，并且无缝衔接效率很高，在此后的解放战争进程中得到了印证。毛主席的操作，可谓“方寸有乾坤”，略施妙手就达成了四野人事改革的目的，有效推动军队建设发展。主席用人，真是大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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