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上，清政府不是被推翻的，而是自己禅让的。辛亥革命虽然起于革命，却是忠于清帝溥仪的和平退位。
不过这位可不是白退的，国民政府给清廷许下的优待条件列明，清帝班子可以继续留在皇宫里生活，尊号不变，每年拨400万元经费供小朝廷支使。
所以六岁的溥仪退位后，在紫禁城里仍然过着皇帝的生活。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各路军阀的大佬，都给了溥仪极高的礼遇。
有人说，溥仪一辈子都身不由己，只是一枚被时代大流裹挟的棋子。
实际上，溥仪算得上是当时最大的富二代，要钱有钱，要名有名，至少在去伪满之前，溥仪的命运是可以掌控在自己手上的。
但溥仪并不满足于眼前优渥的生活，一心就是想着复辟。
这也不能全怪溥仪，民国初年，共和尚未深入民心，复辟的声音倒是很大。
几乎所有溥仪身边的遗老旧臣都在向他灌输“恢复祖业”的思想，连段祺瑞、徐世昌等人都暧昧地表示过支持。
1917年，溥仪等来了张勋的5000辫子军，一时间北京城内龙旗飘扬，遗老遗少相互道贺。但仅仅十二天，这个复辟的游戏就玩完了。
幸好国民政府把责任都推到张勋身上，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什么事也没有。
这事也未真正打击溥仪“恢复祖业”的信念，只是成为了他要成大事者必历经挫败的经历。
所以这期间溥仪依然“励精图治”：整顿内务、遣散太监，甚至懂得了通过公关慈善的方法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
“因为这时我懂得了社会舆论的价值。那时在北京报纸的社会版上，差不多天天有‘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的消息。”
- 溥仪《我的前半生》
冯玉祥的到来，是溥仪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是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后来不见得会跟着日本人到东北去。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将溥仪的小朝廷驱逐出紫禁城，并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其中就包括废除大清皇帝尊号，国民政府拨付给清室的经费由之前的每年400万元降为50万元。
溥仪在自传中说过，当时觉得这条件还可以。因为当时冯玉祥的手下鹿钟麟正带着不队在外面，限他三小时内搬出故宫，不然就开炮。
这是溥仪第一次作为皇帝，感受到威胁。也正是这时，他开始寻求日本人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溥仪与将他赶出故宫的鹿钟麟（左一）成了好友
溥仪回忆时说，那时他有三个选择：一是放弃皇帝的身份，当一个大有钱人；二是继续争取北洋政府或者军阀的支持，争取回到紫禁城，继续当小朝廷的皇帝；三是出洋，争取外国人的支持，再图大业。
溥仪手下的郑孝胥、罗振玉对他选择第三条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个鼓吹冯玉祥会进一步对他们不利，一个积极与日本人联系，最终促使溥仪与日本人越走越近，住进了日本使馆。
这期间，成日担惊受怕的溥仪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悉心照料和保护，让他下定了去日本的决心，并移居天津，为东渡日本作准备。
在天津时，又有两件事笃定了溥仪借日本人的扶持复辟的想法。
一个是东陵事件。1928年，孙殿英的工兵营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将清东陵的乾隆墓和慈禧墓洗劫一空。
在溥仪心目中，这事比他被赶出紫禁城还要生气。
跟蒋介石告状嘛，蒋介石说会严办，结果孙殿英把慈禧凤冠上的珠子送给宋美龄，宋美龄把它做成了鞋子上的饰品，盗墓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这就有点欺人太甚了，挖了人祖坟，还把祖坟里的赃物拿出来显摆……
气得溥仪满脸鼻涕眼泪地对着祖宗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这时溥仪的复辟，乃至复仇思想达到了顶峰，只差一根导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迫切地需要一个傀儡到东三省进行有效统治，于是日本军部派出土肥原与溥仪会面，劝说其尽早去沈阳建立一个新国家。
国民政府听闻日本人在拉拢溥仪，也派人来劝阻，并表示愿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甚至恢复帝号，搬回紫禁城都行，只要离日本人远点就行。
然而这时的溥仪已经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满是恨意。
不久后，溥仪所住的静园收到了陌生人送来的两颗炸弹，这件事成为了溥仪随日本人前往东北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第二天的北平晨报就揭露，那两颗炸弹正是土肥原安排的……此时的溥仪已经慌不择路，终于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的一推一拉间，走上了充当日本人傀儡的汉奸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