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明（武汉东湖学院法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3期
导 读：
大众传播对人的深层影响和控制体现在文化传统的改变。
一、引言
1975年，美国传播学者、新闻教育家詹姆斯·W.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主张传播是一种仪式，而不是信息传递，从而在认知上突破了传统的、主流的“传播的传递观”。传播的仪式观把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一方面依据传播与仪式之间“实然”存在的类同关系，另一方面依据传播应该是一种仪式的“应然”关系。关于前者，凯瑞在论著中已做阐释，国内研究者也进行过解读和探讨[1][2][3][4][5]，本文不再赘述。关于后者，实际上涉及“传播的仪式观”的价值取向的问题。通过重温凯瑞的论著，再结合其他学者观点，本文认为：传播的仪式观的价值取向基于对传递观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凯瑞质疑传递观不符合自由民主精神，也给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认知带来混乱，传递观误导人们认为社会不过是一种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或心理疗法。仪式观则强调社会更应该是一种文化秩序或仪式秩序，这更符合人类本性。传播的仪式观蕴含着反对信息传递对接收者的控制，提倡公共生活和“会话”民主，崇尚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等价值取向。
二、反对出于控制目的的信息传递
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6]它是作为传播的传递观的对立或竞争概念提出的。凯瑞在两篇论述“传播的仪式观”的文章《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和《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中，明确提倡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倡导传播的仪式观，同时作为对照也频频论及“传播的传递观”，但他反对传递观在传播和传播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在阐释传递观时，[7][8]凯瑞共计7次使用“控制”（control）一词。这种出于控制的目的而进行的信息传递，不符合信息传递中理应遵循的自主自决原则，也不符合人类追求的自由理念和价值取向。
传播者如何通过信息传递实施对更广大地区和人口的影响和控制，成为传播学或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主要问题。凯瑞反对这种研究取向，他认同英国文化学者威廉斯对“大众传播学”和霍尔对“大众传播学”或“传播学”一词的反感态度。凯瑞晚年在接受自己学生、美国传播学者格拉斯伯格的采访时坦陈：“对（自己当初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的）那篇文章结论仍然感到快乐，文章间接表达了对威廉斯的敬意。”[9]大众传播研究主要采用所谓科学的实证方法，聚焦于传播效果研究，威廉斯认为传播属于复杂的文化（传承）现象，反对将传播和文化化约为实证的、可测量的科学问题。他认为不应该将“大众传播学”作为教学和科研机构、科研项目或学术会议的名称，称“这一称谓十分有害”，因为它用“大众传播”替代“传播”，窄化了“传播”的内涵，且大众传播主要研究大众媒介是“如何影响或腐蚀人们的”，而这样的研究项目更容易获得科研经费资助。霍尔也庆幸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当初命名时“最明智”地决定“与当代文化而不是与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联系在一起”[10]。威廉斯、霍尔、凯瑞都意识到，大众传播学或传播学倾向于研究大众媒介对人施加的影响和控制，并用定量方法测量这些影响和控制效果，他们都认为倡导和从事这样的研究本身在伦理和价值取向上是有问题的。“20世纪的人知道，大众媒介是大众控制和劝说的工具。”[11] 凯瑞率先在美国把文化研究引入传播学，主张传播属于文化研究范畴，理应采用阐释的、人文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量化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他赞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阐释》中研究地方文化所使用的阐释方法，即“深描”法，通俗讲就是民族志研究法。
大众传播对人的深层影响和控制体现在文化传统的改变。凯瑞的传播思想充满了人文关怀，他关切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文化传统造成的侵蚀。这方面他的传播思想深受加拿大经济史学家、传播学者英尼斯的影响，他“把英尼斯当作自己的老师，把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套用到仪式观和传递观的框架结构中”[12]。传播的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区分，与传播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吻合。传统文化具有空间的在地性和时间的因袭性，往往由僧侣/贵族阶层垄断文化的生产和阐释。凯瑞认同英尼斯对技术发展侵蚀个人自由和文化独立性的忧虑，两人都担忧现代社会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具有控制巨大空间和庞大人口的潜在力量，这些空间偏向的媒介技术助长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促成西方文化的对外侵略和新垄断，都认为这不利于文化的独立自决和多元共处。尤其是肇始于电报完善于广播电视的电子媒介，其轻易穿越国界的能力“增加了帝国主义和文化入侵的可能性”，“威胁着人类的自由和文化生存”。电子媒介传播的高效率和高垄断，及其在媒介符号环境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对构成文化行为的本质要素来说，它是一种连续、系统、无情的破坏”[13]。与此相反，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视为仪式，而仪式具有文化保存和维系的社会功能，因此仪式传播有利于维护地方文化的自主、独立和多元共存。
对于出于控制目的的传播的反感态度，也反映在凯瑞的新闻教育观里。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他呼吁人文取向的新闻教育，批判新闻教育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因为业界将新闻视为传播的组成部分，含有借助信息传递实现意识形态控制等目的。他还认为新闻实践的目标与广告、公关等完全不同，后者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前者不是。因此，他反对将新闻学纳入传播学研究范畴，因为“以控制为目的的传播学和新闻学相融合，侵害了新闻的自由精髓” [14]。
三、倡导公共生活和“会话”民主
公共生活的衰落是凯瑞论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认为这与传播技术和传递观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有关。在他看来，孕育和催生了传播的传递观的现代运输和通信技术重构了公共空间和公共话语，削弱了自由社区在组构理性的、民主的公共生活方面的能力，现代技术日益增加的传播效率给民主赖以存在的口语习俗和传统带来威胁。他以美国费城为例，阐释从18世纪生动活泼的都市化向20世纪私人性的郊区化的转变过程。工业革命时期的费城，公共空间网络密布，到处是小旅馆、咖啡屋、公共会议室、商品交易所、教会和公民团体，为公民协商和共治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到了20世纪，一系列技术革新接踵而至，并与二战后美国居民住房郊区化交织在一起，结果每项交通、通信或其他新技术都侵蚀一片公共空间。私家车库里的私人车辆取代公共交通，客厅电话取代城市广场，厨房冰箱取代超市，客厅电视取代电影院。[15]这些新技术使人们乐于局促于私人生活空间，而远离公共生活。人们对公共生活的疏离，大多与这些空间偏向的（媒介）技术发展息息相关。
凯瑞对传递观的价值取向的质疑很多时候是借助英尼斯对空间偏向媒介技术的失望来表达的。在《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献给哈罗德·英尼斯》和与美国传播学者奎克合作的《电子革命的神话》两篇文章中，凯瑞集中转述了英尼斯的传播观。从副标题“献给哈罗德·英尼斯”中不难看出凯瑞对英尼斯的赞赏，他说英尼斯的著作不仅是用来阅读的，而且是可以与之共同思考的。英尼斯第一次对空间偏向的电子媒介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对电子革命将给民主社会带来美好未来的预期和断言，以及对电子技术可以实现分权、以民主代替政治经济集中化并带来文化复兴等乐观前景表示质疑。凯瑞认同英尼斯的观点，认为（空间偏向的）现代传播技术的进步其后果是扩大了接收范围，与此同时，信息发布点却变得狭窄。听众人数众多，但排除了激烈而重大的讨论。现代技术实际上使沟通变得更加困难。当人们缺乏共同基础时，理性的共识与民主的一致就成了问题。而大众媒介机构多掌握在政治经济势力手中，且存在日益集中化的趋势，这不利于凯瑞珍视的公共生活和参与式民主政治，对此他认为只有通过政治、通过遏制技术社会的扩张主义倾向、通过在现代技术控制之外创造民主讨论与参与的途径，这种技术的偏向才能得到控制。作为传播的仪式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大多数成员也认识到大众传媒后来威胁到公共生活，以及随之产生的理性话语和启迪公众舆论的可能性。[16]在这一点上，凯瑞的观点与英尼斯也是一致的，英尼斯“承续了芝加哥学派的问题，即虽然大众媒介使得公众得以产生，但它们又威胁着公共生活”[17]。凯瑞认为大众媒介以及与之相应的传递观主导下的传播只会导致单向度的话语霸权，违背民主精神，不符合他素来主张的参与式民主立场。在回答格拉斯伯格的提问时，凯瑞明确表示：“我首先想说的是，传播的主导观念，我称之为传递模式，这种观念包含政治意图，这是我反对的。”[18]这里，“政治意图”指的就是凯瑞所反对的反民主倾向。相反，根据仪式观，“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等词有关[19]，而这些词正体现出公共生活和参与式民主的特征。
对于空间偏向的现代媒介给公共生活和民主政治带来的威胁，英尼斯寄望于恢复口语文化传统。在他看来，说话是人的自然能力，口语文化的力量在于，它不像依托于传播技术的现代媒介那样容易被垄断，也不会轻易受政治和经济势力操纵。他认为“口语传统就是强调对话、辩证法、伦理和形而上学，而这些则是现代技术的对抗力量”。因此，“英尼斯后半生的主要学术计划是恢复口语传统——通过一套记忆、演讲和辩论的才能，通过某个领域、地方或机构，使口语传统得以兴盛”[20]。由于英年早逝，恢复口语文化传统成了他未竟的事业。
面对同样的威胁，凯瑞也强调口语的重要，并倡导一种“会话”文化，以抵抗空间偏向的机械化技术媒介的单向传播和操控。将会话视作民主基石，具有悠久传统，在传播学中，这一观念受到凯瑞的极力赞同。[21]英尼斯和凯瑞都认为口语文化或会话文化可以抗衡印刷和电子这些机械生产机制带来的文化专制，使人们避免成为知识专家的牺牲品，并恢复公共话语传统和文化平衡发展。凯瑞认为：“传播始于仪式意味着传播始于会话，因为会话是传播的具体化。会话要求身体实际在场。说话就是以话语的形式‘外在化’自我。”凯瑞还表示，“我把口语置于技术性媒介之上……传播被理解为仪式和会话的隐喻，鼓励甚至要求一种原始的平等形式，因为会话必须为对方反应留下空间，这是会话继续进行的前提。会话不得不在双方完全在场的情况下认知对方。……在会话的氛围中言说，不仅要求对方做出反应，而且会缓和言辞间的批评、隔阂、反对和异见，或隐或显表达团结和相互尊重”[22]。会话往往在平等、礼仪、友善的氛围中进行，会话者可根据对方的观点做出快速反馈，各抒己见，且难以做到虚饰。为了使会话顺利进行，双方往往会压制敌对情绪，表现得温和优雅。凯瑞认为，会话文化能带来更直接、有效、真实、友好的民主。格拉斯伯格评价凯瑞“终其一生致力于提倡社区和民主的价值，以及持续不断会话的重要性，把会话视为社区和民主存在的前提”[23]。
凯瑞主张大众媒介成为公众会话的论坛，报纸不应仅停留在告诉公众重要的社会话题或事件上，而应更多地让人们集体地参与社会仪式，使集体性对话能够顺利进行。[24]他认为“新闻应该被少理解为信息模式，多理解为会话模式。……新闻能做的一切就是主持公众会话”[25]。他“责难匆忙描绘‘谁、什么、何时、何地’但轻轻地一笔绕过‘为何、如何’的新闻记者，他的意思是要说服记者，他们的报道不是用透明的方式传递干巴巴的信息，常规的学问是民主对话的框架，新闻记者从事的就是这样的民主对话”[26]。凯瑞认为新闻实践的主旨应在于倡导对话、追求民主，他曾表示，“一个鼓励文化会话的传媒，相当于一个扩大的城镇会议”[27]。他希望报纸能办成“市议政大厅”，使新闻传播成为民主会话的仪式。“凯瑞的论著总是把公共生活作为所有社会最重要的方面，而媒介总是处于公共生活的中心位置，或接近中心的位置。媒介为公民提供实施仪式的场所（这对普通公民而言最能体现其主体性），从而缔造政治社群，这也是社群存在的最重要形式。”[28]新闻媒介应充分体现其参与的公共性，这与美国学者罗森等倡导的公共新闻主张如出一辙。
四、崇尚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
对传播的社会意义的重视是凯瑞提倡传播的仪式观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传递观不利于建构有序的社会模式，也不利于形成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正确认知，正是由于社会上人们对传播的传递观的迷恋，造成了社会模式的某种紊乱。在信息传递观的主导下，传播要么被政治行动者用作政治目的，要么被经济行动者用作经济目的，要么被用作心理疗法。用传播的传递观看社会，社会便是一种政治秩序，或者经济秩序，或者心理疗法。在凯瑞看来，社会生活中同样重要的仪式秩序遭到忽略或漠视，这种仪式的秩序“包括了对美学体验、宗教思想、个人价值与情感以及学术观念的分享”。凯瑞感叹：“我们现有的传播模式（指传递观）不是厘清现代文化之混乱，而是加剧了这种混乱，在许多重要方面，我们正在为长期被滥用的、服务于政治、商业与心理疗法的基本传播过程付出代价。”传播的仪式观着重传播对社会的序化作用。根据凯瑞的界定，“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29]。从本质上讲，人更属于符号、文化或仪式动物，而不是政治、经济动物，因此，将传播视为符号（互动）、文化或仪式，更贴近人类本性。
在谈到传播的仪式隐喻时，凯瑞认为社会生活的有序化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人类创造了文化的结果。初始的人类原本处于混乱状态，有了文化才得以改观。文化是人类实践的总和，通过这些实践，社会关系得以确立，从而混乱状态得以控制，社会秩序得以实现。这些实践首先构成传播，因为传播创造了社会关系形式。仪式是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形式，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约定俗成的仪式。如果没有文化和仪式，人类就会仍然处于失序的野蛮状态。人类发明各种仪式以序化社会生活，仪式从混乱中建构了普遍的社会秩序。[30]仪式由各种表意符号组成，包括语言的、实物的、体态的等，这些符号具有传情达意的传播功能，因此凯瑞将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
仪式有帮助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西周时期，周公旦创制各种礼仪，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和国家统治。春秋时期，孔子等儒学思想家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恢复并发展了周公旦的礼仪思想，更加强调“礼”对社会的序化作用。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历史上，最早关于仪式的社会学思考是由中国思想家做出的。孔子和他的追随者强调，礼仪表现对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当然，柯林斯也承认：“孔子的仪式是保守的；他试图恢复最早历史时代的礼仪，并且孔子的仪式强调家长和国家掌权者的权威性。”[31]
传播的仪式观也强调传播对社会的整合和凝聚作用。“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32]传播的仪式隐喻受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原始宗教仪式的研究成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启示。通过对澳洲部落原始宗教活动的田野观察，涂尔干发现，宗教仪式通过“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33]达到凝聚社会的目的，宗教仪式是早期集体生活和社会存在的纽带。凯瑞将传播视为仪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传播在现代社会发挥着社会纽带的作用。
传播是社会的黏合剂，也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要观点，传播的仪式观根植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思想脉络中。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最切实可行的传统（尽管并不完备——凯瑞原注）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夫曼”[34]。凯瑞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篇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的发轫之作中，开门见山地表明传播的仪式观受杜威著作的启发。芝加哥社会学派一直致力于思考社会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杜威认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和传播而存在，更恰当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中”[35]。这里，“传递”指利用运输工具等进行的信息传递，符合“传播的传递观”；“传播”指仪式性的人际符号互动和文化共享，符合“传播的仪式观”。“像杜威一样，传播对凯瑞而言就是使社会本身成为可能的东西。”[36]传递和传播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的本质内涵。虽然传播的仪式观着重文化共享的社会整合意义，但凯瑞并不否认信息传递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认为像美国“这样一个大陆国家如何结成一体”，答案“就是在运输与传递中寻找”。[37]传播的仪式观侧重传播对社会关系建构和社会整合的功能，芝加哥学派其他社会学家在这方面为传播的仪式观也提供了思想源泉：米德认为符号互动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本质；库利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帕克强调大众媒介在再造公共生活、促成共同文化社区中的积极作用；戈夫曼则认为在微观社会场景中“前台”的人际互动是反映和建构社会关系的仪式。这些思想都显示了传播的社会关系建构、社会生活再造、社群创造与维系、共同文化促成等功能。传播的这些社会功能也是传播的仪式观所强调的，凯瑞认为“除了传输信息，媒介的重要意义存在于其文化功能，即其创造和维系社群与协调个人和整体社会之间关系与归属的能力”[38]。总之，凯瑞把共同文化、社会秩序、社会整合放在重要位置，并希望通过传播达成这些理想的社会状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家庭仪式传播对中国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批准号：20BXW058）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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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建明.“传播的仪式观”的价值取向[J].青年记者，2025(03):8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