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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55
山山记水程
——李贽在晚明
李 舫
（接上文）
五、不见舍利佛，复隐知是谁
万历十六年（1588）夏，大饥。
六月，苏州、松江等府大旱，太湖水涸。
九月，甘肃兵变。
十二月，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极言神宗贪财坏法。神宗震怒，将李沂廷杖六十，削职为民。
年底，工匠刘汝国领导农民起义，自称“顺天安民王”。
有明一朝，山崩地裂、山呼海啸时时浮现。这一年，格外不太平。
然而，这一年，对李贽来说，却是自得自重、收获满满的一年。他从维摩庵搬到芝佛院，生活变得简单、富足。春夏之间，李贽写成了他的《藏书》初稿，评说数千年历史，“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袁中道在《李温陵传》记录道：“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擘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一件今天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时令已是夏季，万历十六年麻城的夏天格外酷热。抄录完书稿，李贽派人专程送到南京请焦竑审阅并为之作序。完成了这件大事，李贽顿时觉得轻松许多。这个夏天，李贽以“有饭吃而受热，比空腹受热者”总好过些为理由，为暑热辩护，为自己解凉。可是完成了这件大事以后，他发现，毒日愈加当空，溽热愈加难耐。
这一日，李贽只觉得热得头皮发痒，浑身难受。汗臭蒸腾，头屑飞扬，这让李贽难以忍受。搔而复痒，痒而复搔，不胜其烦，李贽自觉秽不可当。他是个有洁癖的人，此情此景，更是难受。放眼望去，侍候他的无念和尚弟子在剃头，不禁眼睛一亮。李贽叫来侍者，命其为自己落发。
侍者手艺不凡，转瞬之间，李贽就剃了个干净利落的光头，自是凉快了许多，也痛快了许多。
李贽在《与曾继泉》中谈到落发的原因：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李贽在给焦竑的复信中，也谈到了毅然落发的原因，那就是：“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简单说来，就是——既然你们把我看作异端，我就索性做出异端的样子让你们看看！
落发之后，李贽反复总结自己落发的原因，可见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一件天大的事。他说，自己落发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愿受地方官的管束，他在《感慨平生》中写道，落发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
李贽描述了一幅人们无不生活在枷锁之中的近乎恐怖的画面，而这些，恰恰又正是儒家仁义道德的基本内容，李贽断然落发，是他的“本心实意”，他虽然落发，却并未受戒，照样可以吃肉喝酒，照样可以用“本心实意”说些似乎是疯疯癫癫的真话。所以，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故兼书四字，而后作客之意与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然终不如落发出家之为愈。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
李贽落发的事情惊动了好朋友。袁中道在李贽落发的第二年见到了他，为他的形象大吃一惊，他认真记录下这件事：“岁己丑（万历十七年），余初见老子（李贽）于龙湖。时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秃头带须而出，一举手便就席。……余曰：‘如先生者，发去须在，犹是剥落不尽。’老子曰：‘吾宁有意剥落乎？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剥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爰以手拂须，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众皆大笑而别。”任情适性，率意而为，这就是李贽。
李贽落发的事情不仅惊动了好友，还惊动了那些暗地里张开罗网伺机而动的人，从堂堂四品知府变成闹市中的一个狂禅，这简直是丑闻，简直是骇人听闻！
李贽又一次为旧势力所不容。数千年来，中国男人以长发盘于头顶。那个时候，长发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特别是男人，甚至把头发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头可断，发不可断。
知县邓鼎石亲自登门恳请李贽留发，他是如此情真意切，以致“泣涕甚哀”，他是一县之长，是父母官，有责任维护本地“风化”。为了说服李贽，邓鼎石甚至抬出他的老母亲，说此行是“奉母命”劝“李老伯”蓄发：“你若说我乍闻此事，整整一天不吃饭，饭来也吞咽不下，李老伯必定会留发的。你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我便说你是个真孝子，是个第一好官。”
可是，李贽不为所动。
他落发的原因是复杂的，面对他落发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然而，李贽不想因为重重压力退缩，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殉道者：“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此话甚真。他既有任情适性不惹事不怕事的一面，也有深谋远虑计较厉害，终以余年不多，一无所求，决计豁出去老命一搏。
其实，李贽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思想观念是密切联系的，这就是他的“童心说”。何为“童心”？李贽说：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李贽用他的“童心”来生活，便有了他的“任情适性”，落发自然。他将这种观念用在了文学思想上，便有了他的“标新立异”，自成一格。他在《童心说》中这样写道：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李贽有一个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的隐士朋友叫作周晖。李贽辞世八年后，周晖从其稿本《尚白斋客谈》中精选相关内容，编成了四卷本《金陵琐事》，记录了那个时代各种趣人趣事。他在《金陵琐事》中写道：“（李贽）尝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余谓：‘《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较弘博。’卓吾曰：‘不如献吉之古。’”
李贽认为，天下有五大名著，分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诗集、苏东坡的文集、施耐庵的《水浒传》、明朝李梦阳的诗文集，他将此并称为“五大”。
以此“童心”而论古人文章，李贽极为推崇苏轼。他在给焦竑的《复焦弱侯》一文中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从前，人们只会夸东坡文章写得惊天动地，其实他们不知道，与文章相比，苏东坡其人更是卓然不群。只有顶天立地的人物，才能写出来永垂不朽的文章。
更有意思的是，李贽把历史上的大诗人分成“狂者”和“狷者”两类，且引一段如下：
李谪仙、王摩诘，诗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诗人之狷也。韩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汉氏两司马，一在前可称狂，一在后可称狷。狂者不轨于道，而狷者几圣矣。
李贽还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分为了两类，他认为苏轼是“狂者”，而苏辙是“狷者”。李贽推崇杜甫，他认为杜甫有真性情，并且说杜甫的人格比其诗更好。当年李贽在杜陵池畔写过《南池二首》：
济漯相将日暮时，此地乃有杜陵池。
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
水入南池读古碑，任城为客此何时。
从前只为作诗苦，留得惊人杜甫诗。
李贽把杜甫的诗视之为千古文章，并且以“惊人”来形容杜甫的诗作，可见其对杜甫是何等的夸赞。同时他还认为古人中只有谢灵运、李白和苏轼能够称为“风流人物”，他在《藏书·苏轼》中写道：“古今风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晋有东山，本无几也。必如三子，始可称人龙，始可称国士，始可称万夫之雄。用之则为虎，措国家于磐石；不用则为祥麟，为威凤。天下后世，但有悲伤感叹悔不与之同时者耳。孰谓风流容易耶？”这三人，真可谓“人中龙”。
人是不是总会活成自己偶像的样子？此时的李贽，也许不会想到，短短五年之后，他将要与朋友们在麻城有一场惊天动地的“龙湖雅集”，在群星璀璨、酣畅淋漓的夜晚，他们纵评天下，臧否古今。他更不会知道，在他身后的某一天，袁中道在《跋李氏遗书》中写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
袁中道将李贽与苏东坡做了全面的比较，得出结论：“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
李贽虽然有“童心”，鄙视道貌岸然的虚伪，欣赏返璞归真的朴拙，但是以他的智慧和聪敏，他也有看透人生的一面，他在《评三国志演义》中称：
曹家戏文方完，刘家戏子又上场矣，真可发一大笑也。虽然自开辟以来，哪一处不是戏场，哪一人不是戏子，哪一事不是戏文，并我今日批评《三国志》，亦是戏文内一出也。呵呵！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所以一切都用不着认真。所以不难理解他落发之后，何以一如既往喝酒吃肉。这就是李贽的“童心”，于是，他在《焚书》中感慨：“出家为何？为求出世也。”
由此，琼州守周思久评价李贽和耿定理，“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天台指的是耿定理，卓吾自然是李贽。周思久解释说，“重名教”就是“以继往开来为重”，“识真机”就是“以任真自得为趣”。
不管怎样，李贽落发后的心情是复杂的，却也是平静的，宛如一场暴风雨过后，大地一片安宁，万物一片安详。可是，这安静的背后，焉知不是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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