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陆弃
韩国又一次被烈焰吞噬。至少30人死亡，4.8万公顷土地化为焦土，4000多座建筑成为废墟，其中包括珍贵的历史遗产寺庙，数万人被迫紧急撤离。在火光与烟雾之间，一个50多岁的男子被警方“登记在案”，成为这场国家性灾难的嫌疑人。据称，他在义城郡家族墓地举行祭祖时点火引发了山火，目前尚未被逮捕，也未正式指控。但韩国社会已经开始寻找“第一根火柴”，而这个人无疑成了“替罪羊”的最佳候选。
然而，一场足以进入史册的超级山火，真的是一个人、一次失误、一次仪式所能点燃的吗？当我们凝视燃烧的韩国，真正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系统性安全治理的坍塌，是对气候危机的集体无视，是政府灾难应对能力的全面溃败。如果非要寻找责任人，绝不该止步于一名“点火嫌疑人”，而是应该把矛头指向整个危机管理体系的迟钝、失控和不作为。
这不是一场孤立的事故，而是早已埋伏在韩国生态系统中的“时间炸弹”。极端干旱、风力异常、气温升高——这是一个典型的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复合型火灾。专家已经多次警告，韩国森林地带特别是东南部丘陵区已进入“高度易燃状态”，稍有火源就可能引发灾难性扩散。此次火灾的爆发区域，正是预测中“高风险高燃点”的典型地带。
但悲哀的是，韩国政府并未真正将这些预警当回事。没有完善的森林火险预警体系，没有针对干旱季节的野外活动限制令，没有对高风险区域开展足够的宣传与监管措施，更缺乏应对大规模山火的综合调度机制。当火舌袭来，地方政府仍陷在“谁负责出动直升机”“是否报请中央支援”等低效程序中。而火焰，已经从山脚蔓延到居民区，从树林蹿上寺庙的檐角。
把一场国家级灾难归咎于一名普通市民，轻巧、方便、迅速、表面上合理，但却极其危险。这种“个人化灾难叙事”是对公共治理责任的集体逃避。当警方用“登记在案”作为安抚舆论的工具时，我们不禁要追问：韩国林业厅对极端火险指数是否提前通报？应急管理厅是否制定并演练过应对类似火情的统一指挥方案？地方政府是否及时封锁高风险地区并部署空中预警？消防系统的区域协作是否建立？公众是否得到过山火避险训练？答案是：几乎都没有。
火灾之后，韩国社会爆发出强烈愤怒，批评政府“反应迟缓、装备落后、预警失效”。这是一次公共安全的系统性暴露，不只是一次自然灾害。韩国以高科技社会自居，却在山火面前显得无比原始与无能——这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危机。
而且在这场火灾仍未完全扑灭之时，另一起新的山火又在顺天市附近燃起。消防车与直升机疲于奔命，前一场尚未结束，下一场已无缝衔接。这并非偶然，而是“常态化灾害时代”的标志。在气候变化不断升级的当下，传统的灾后处理模式早已失效。灾害不是一年一遇的例外，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新常态。任何政府若不提前进行战略性安全投入和机制性预案，只会一再被灾难逼入崩溃的边缘。
无法否认，可能确有个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点燃了错误的火。但即使他确实引发了这场火灾，也只能构成导火索，而不是根源。真正的“纵火者”，是对高风险气候趋势的无视，是对公共安全系统投资的吝啬，是对危机感知的麻木，是对人命关天之事的推诿敷衍。
如今，韩国政府面临的不仅是火场的善后，更是一个信任崩塌的问责危机。公众不再相信“亡羊补牢”，不再接受“个体替罪”，他们要求的是体制性的反思与重建。而这一点，将比灭火本身更加艰难，也更加关键。
山火可以熄灭，但制度的空洞若不修复，下一场大火将烧得更猛、来得更快。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真正的防火墙，不在山林之间，而在政治意志之中。如果政府不能以灾后重构为契机，彻底重建从气候预警、区域协作到公众教育的全链条安全体系，那么，无论是义城，还是顺天，火与灰烬都将再次重演。
